林超然|“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汪曾祺

“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汪曾祺

林超然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对短篇小说创作如此心无旁骛而又功勋卓著者，汪曾祺一人而已。他“把中国传统的文人情调、西方哲学的深度思考以及时代对人的应有呵护融合一处……却能在朴素与平凡里持续地送上一种毫不张扬然而又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①。他成为很长一段文学史的带领者，也有理由享受不一样的拥戴。

我们知道，“世界四大短篇小说之王”的通行版本是莫泊桑、马克·吐温、欧·亨利、契诃夫。莫泊桑有短篇小说近300篇，是法国文学史上这种创作数量最大、成就最高的作家，但他也留下了《一生》《俊友》等长篇小说。被誉为“美国文学史上的林肯”的马克·吐温是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除了短篇创作，还著有《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里·芬历险记》《王子与贫儿》等多部长篇小说。欧·亨利是美国现代短篇小说创始人，是20世纪初世界著名短篇小说家，他也写过长篇小说《白菜与皇帝》。契诃夫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是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他虽没有出版过长篇小说，却发表过《草原》《没有意思的故事》等中篇小说。看来，“四大短篇小说之王”的桂冠强调的是他们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的突出业绩，并不同时说明或要求他们保持短篇小说创作的专一。

考察世界文学，专事短篇小说创作的文学大师很难找到例证。而在中国当代作家里，像汪曾祺这般对短篇小说情有独钟的也绝无仅有。80年前，他刊于1947年5月31日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第43期)的《短篇小说的本质》于今看来，那份对于小说文体的深邃认知，依然是旗帜式、纲领式的文献。“结构，这是一个长篇最紧要的部分，而且简直是小说的全部，但那根本是个不合理的东西。我们知道一个小说不是天成的，是编排连缀出来的我所怀疑的是一个作者的精神是否能够照顾得过来，特别是他的记忆力是不是能够写到第十五章时还清清楚楚对他在第三章中所说的话的分量和速度有个印象？整本小说是否一气呵成天衣无缝，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不能倒置，翻覆，简直是哪样便是哪样，毫无商量余地了？”‚“短篇小说者，是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之内，利用一定工具制作出来的一种比较轻巧的艺术，一个短篇小说家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家。”ƒ“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或者：一个短篇小说，不多，也不少。”④彼时，只有二十几岁的汪曾祺，却敢断言短篇小说的“本质”，真的让人服气他的自觉与自信。文章那个“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的副题，更使人惊诧他的率性与举重若轻。

汪曾祺在当代文坛确立崇高的地位，不是理论“说”出来的，而是创作“写”出来的。他不是“光说不练”，也不是“光练不说”。他的理论能够先进、充分地指导他的创作；他的创作也能够雄辩、恰切地响应他的理论。总共写作180多篇小说，从数量上看并不算多，但其美学品位却令人感叹“兵不在多而在精”；他一生惟治短篇，这种决心与定力如骏马收缰寸步不移。

《职业》本是一部长篇小说的题目，汪曾祺却用不到4000字就完成了。《云致秋行状》系汪氏小说里篇幅最长者，也不过一万八千字的样子，仍是短篇小说。有人觉得《大淖记事》浪费了材料，同汪曾祺交流说“稍微抻一抻就变成中篇了”。汪曾祺说：“我不抻，我就是这样。拉长了干什么呀？我要表达的东西那一万二千字就够了。作品写短有个好处，就是作品的实际容量比抻长了要大，你没写出的生活并不是浪费，读者是可以感觉得到的。读者感觉到这个作品很饱满，那个作品很单薄，就是因为作者的生活底子不同，反映在作品里的份量也就不同。生活只有那么一点，又要拉得很长，其结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编。瞎编和虚构不是一回事。瞎编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生活。”⑤

汪曾祺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很短的文章，题目就叫做《说短》。这是他对自己短篇小说理论的深化与细化，既有理论建设又有实操路径。那些动辄下笔千言常常又离题万里的当代小说家可以之为镜鉴。“现代读者不能容忍编造。一个作者的责任只是把你看到的、想过的一点生活诚实地告诉读者。你相信,这一点生活读者也是知道的,并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写出来的。作者的责任只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尽量把这一点生活说得有意思一些。现代小说的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界线逐渐在泯除。作者和读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写小说,你看。而是,咱们来谈谈生活。生活,是没有多少情节的。”“作者最好客观一点,尽量闪在一边,让人物自己去行动,让读者自己接近人物。对话要和叙述语言衔接,就像果子在树叶里。”“抒情,不要流于感伤。一篇短篇小说,有一句抒情诗就足够了。抒情就像菜里的味精一样,不能多放。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⑥

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期，汪曾祺就得到众多“教授作家”“作家教授”的喜爱，因为他率真的天性，也因为他出众的才华。朋辈中对他激赏者则更多。文革后，在汪曾祺被作为重点对象审查时，不少人避之惟恐不及，而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朱德熙，与另一位同学李荣，焦急地为汪曾祺奔走。他们找到一位高层领导，以“傲”出名的李荣说：“此人(汪曾祺)文笔如果不是中国第一，起码是北京第一。”这里会有一点儿情急之下的夸张与溢美，但多的仍是知音的识见与感佩。在自己家里，汪曾祺自然有更真实的想法流露。他说的比较多的是鲁迅、沈从文、孙犁，他有时觉得自己就是这脉文风、这支队伍的接班者。还有过类似“煮酒论英雄”的一幕，席间，汪曾祺表达了对陆文夫小说的赞赏。很明显，文坛一直有一枝儿汪曾祺氏小说或云汪味小说，不绝如缕非常坚韧。在当代作家中，学界对汪曾祺的关注特别密集程度，少有出其右者。抛开上面这些佐证，我们只看汪曾祺的小说作品，是能够体会到一种高蹈的风范和一种王者气质的。

汪曾祺有许多跨文体的创作尝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小说集里有散文，散文集里有小说，一方面是因为出版匆忙，未能清晰分辨；一方面是因为汪曾祺的创作，特别是散文与小说的文体隔膜不大，甚至出现“兼体”——同时是几种文体的现象。《幽冥钟》就是一篇特别奇异的小说，从文体上基本弥合了与散文界限，里面又不乏诗歌韵致。这篇小说彻底放弃了连贯的情节，小说用了很多的笔墨写承天寺、写张士诚、写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之不可能，细密地写承天寺的建筑、设置，这些都是给幽冥钟作铺垫：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钟声的振幅是圆的……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承天寺的钟，幽冥钟。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汪曾祺的小说情节性大多不强。这篇作品里有对历史的钩陈，有对当地风俗的状写，头绪杂多、指向各异，恰如对旧人谈往。毫不顾忌章法条理，却自有章法条理。我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到它内在的温度、爱人的逻辑，气象森森的偏压抑的背景里，却仍有人文精神关怀显在。这种温度、关切，事实上构成了故事主线。几乎失掉了传统小说多数“要素”的《幽冥钟》令人肃然起敬。

《无缘无故的恨》是不过三四百字的短制。读者会误以为这是生活或是小说的散落的片断，但它却是全部：

我们这些“黑帮”正在劳动的劳动,写检查的写检查,忽然听到哨音:“黑帮都到前院集合!”于是“黑帮”从各个“学习班”急忙跑出来,跑步到前院集合。所谓“黑帮”,包括原来的党委书记、副书记、剧团团长、“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即著名演员,还有原在党委、人事处工作的中级干部。干什么呢?

原来从外面来的一个(不知是什么来头)的造反派,要向“黑帮”训话。是个小伙子,大概读过高中一年级。他长得精瘦精瘦,眼睛露出仇恨的凶光。他把我们劈头盖脸，没头没脑地臭骂了一顿，大意是说：你们竟然反对毛主席，反党，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忽然跳得老高，对“革命群众”大叫：“你们应该恨他们！”忽然咕咚一声倒在地下，休克了，死过去了。

这个造反派并不认识我们，也不知道姓什名谁，有什么问题，他怎么会那样激动，激动得休克了呢？

世界上无缘无故的恨是有的！

《无缘无故的恨》与《鞋底》，以“非往事”为总题，发表在1998年第1期的《北京文学》上，其时汪曾祺已然驾鹤西去。不能确切具体的完成时间，想到他稿约不断，可以推测出写作时间较晚。《鞋底》其实写的也是“无缘无故的恨”。两篇作品可以看成“伤痕小说”“反思小说”，讲运动年代人性的扭曲。这种“无缘无故的恨”特别警惕。“非往事”的命名，包括了历经劫波的唏嘘，包括了珍惜幸福的提醒。

汪曾祺曾经“夫子自道”，说他读宋人的笔记甚于唐人传奇。《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记人事部分他都很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龚定盦的《记王隐君》，他也觉得都可当小说看。他始终以为短篇小说应该有一点散文诗的成分。他在《晚饭花集》的“自序”里说：“这和作者的气质有关。倪云林一辈子只能画平远小景，他不能象范宽一样气势雄豪，也不能象王蒙一样烟云满纸。我也爱看金碧山水和工笔重彩人物，但我画不来。我的调色碟里没有颜色，只有墨，从渴墨焦墨到浅得象清水一样的淡墨。有一次以矮纸尺幅画初春野树，觉得需要一点绿，我就挤了一点菠菜汁在上面。我的小说也象我的画一样，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又我的小说往往是应刊物的急索，短稿较易承命。书被催成墨未浓，殊难计其工拙。” ⑦

并不是天上掉下一个汪曾祺，历史的、文化的、家族的和个人的精神气质选择最终完成了汪曾祺。他有各种各样的世俗身份，在文学里他也有各种各样的写作身份，不是别的，他最终成为短篇小说写作的王者。短篇小说是汪曾祺的福音，汪曾祺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