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6日，北京八宝山迎来一场特殊的追悼会。

当天下午，一位美国女记者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周总理及众多开国元勋均前来参加，下葬时，乐队奏响了这位女记者生前最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完成了她未了的遗愿。

茅盾先生沉痛宣读中国人民对她做最后告别：你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现在你的遗骸将与我们的革命烈士在一起，你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心坎中。

追悼结束后，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亲赴八宝山革命公墓，亲笔为她写下碑文。

而根据这位女记者的遗嘱，她生前所有著作的版费均交由朱老总处理，这可是一笔巨额遗产。

在葬礼举行10天后，朱老总就接到了一笔版权费。

德底兹出版社就版权、版费如何接收一事电告中国外交部，版费为6万余东德马克，今后每年约为10万余马克，在那个年代，这着实是一笔“巨款！”

那么，安葬八宝山的到底是谁，为何会让朱老总高度重视，她临终前宣布将巨额资产赠予朱德，这是为什么呢？

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一切都要从1949年的一封信说起。

一 史沫特莱病逝

1949年10月，一位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给朱德总司令写了一封近万字长信，信中她这么写道:

“我应该身在中国，可我却停留这个被上帝抛弃了的国家……无论如何，我已知道我的新中国成为现实……我活着亲眼看到我最大的愿望实现了……如果有一天我能够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它的土地。”

从信中可以看出，史沫特莱对中国真挚的热爱和无比的向往，她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事业，晚年也渴望“归化为中国人”。

只不过自国共内战开始，她的命运也受到了牵连，甚至就连想要前往中国都是无比困难。

1948年，史沫特莱在纽约作了“中国如何统一”的演讲，上千万人收听这场辩论。

期间她指出，唯有在中共领导和指引下，中国才能真正迎来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引来了美政府的不满，一场强烈的风暴正朝着她逼近。

史沫特莱

1949年2月史沫特莱被指控为“苏联间谍”，各大媒体都对史沫特莱口诛笔伐，使得她蒙受不白之冤，相对安定的生活就此打破，也无法再依靠演讲、投稿获得收入。

但坚强的史沫特莱勇敢站起来同美军方作斗争，并得到斯诺、白修德等进步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在她的慷慨陈词下，最终迫使美军方收回对其的控诉，并公开道歉。

风暴虽已远离，可对史沫特莱造成的损害无法消除，她在美民众心中的形象发生变化，也无法得到登台演讲的机会，撰写的文章没有报刊发表，诸多著作被图书馆和书店撤出。

她的生活也受到影响，身边的朋友因支持她而深陷旋涡，她只能远离这些朋友。

因没有积蓄，她每天只能吃上一块面包充饥。

这场风暴让史沫特莱身心受到极大损伤，失眠、心脏病、胃溃疡折磨她的健康，她衰弱得像老了十岁一样。

不过，新中国胜利的曙光让她有了新的希望。

1949年9月末，一个名为陈翰笙的中国使者来到史沫特莱住处，带来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国领导人的邀请，希望她能来到新中国做客，毕竟她曾和中国人民一同度过艰难的抗日战争岁月。

这一意外惊喜让史沫特莱激动不已，眼眶中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临走前，陈翰笙给了她1000美元，作为她前往中国的路费。

其实从1949年7月开始，史沫特莱就申请出国护照，但因她曾被指控“间谍”，多次申请遭拒，更是不准前往新中国。

而随着新中国成立，史沫特莱前往中国的愿望愈发激烈，她先后找了一个参议员、两个社会重要人士，均没能成功。

直到最后求助前内政部长伊克斯，此人是一个德高望重且正直无私的人。

在他的多番奔走下，这才于10月末为其争取一个短期护照，有效期才一年，且只能前往英、法、意三国。

史沫特莱

1949年11月15日，史沫特莱带着一大堆资料和手稿，乘坐亚美利加号轮船前往英国。

来到伦敦后，她在老朋友家安顿下来。

在这里，她积极参加中英友好协会会议和中国留学生举办的活动。

大会上总是慷慨陈词地赞美中国共产党，介绍中共领导人带领人民缔造新中国的事迹，还多次感叹：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中国籍公民，那将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一个美国人如此歌唱新中国，这让史沫特莱身边的朋友、留学生们困惑不解，她解释道：“我虽是美国人，却忠于中国……只有当我去往中国之时，才不会感觉自己是外国人……我仿佛已生根于那块土地。”

她每次都会滔滔不绝说起在中国的经历，说起她同八路军、新四军在前线的经历。

一个朋友感慨道：“她是如此不可救药地热爱中国。”

史沫特莱

1950年1月，英国政府率先承认新中国政权，并表示缔结外交关系。

这一消息让史沫特莱极为兴奋，她亲手做了一桌子中国菜，并邀请朋友参加。

期间她表示：不知道中国大使何时到伦敦来？只要他来到，我将申请归化为中国人。

然而，正当她渴望回到中国之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胃溃疡愈发严重。

以至于她只能靠牛奶维持生命，但她仍忍着病痛修订《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书稿，用尽自己生命最后的一点精力，完善这本她一生最重视的作品，常常花费一天时间修改。

她对朋友说道：“我活着全靠一个希望，就是我能到中国去！”

然而，同年4月下旬，史沫特莱病情再次严重，胃溃疡引发内出血，使得她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全身无力。

医生告诉她要尽快手术，不然有生命危险。

朱德

不过史沫特莱对这场手术显得十分悲观，手术前她写信给中国留学生胡其安，称手术成功将立即前往中国，反之就是永别。

可见，她已预感死亡的威胁。

同年4月末，史沫特莱住进医院，躺在病床上的她，依旧吃力地给朋友们写信。

她对这场大手术感到不安，信中无不寄托着对朋友的思念。

果然，史沫特莱的预感成为现实。

次月5日下午，史沫特莱做了手术，次日她就因手术医治无效而不幸离世，终年58岁。

死亡证明书上称死因为肺炎、急性心力衰竭、胃部分切除术。

巨额财产留给朱德

在史沫特莱离世后不久，她生前的最后一封信从美国进步人士柏莱斯女士手中寄回中国，寄件人是和史沫特莱共同工作过的许锡钻同志。

这封信是史沫特莱手术前，也就是1950年5月1日写给友人玛格丽特。

信中她表示：我并不情愿死于眼前的手术。但是万一我去了，我请你帮我做一两件事。由我著作而获得的全部收，不论来自何处，全归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所有，按照他的愿望处理。他可以用这笔款子，把它用在建设一个强大和自由的中国。特别请求把我的遗体火化，骨灰交送给朱德将军，请他将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能设法一定做到吗？……如果中国大使来到，请他们在我的遗体旁唱中国的国歌——‘起来…’，我将不胜感激。

信中除了交待身后事外，史沫特莱还用书面说明《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手稿归处。

可见直至生命最后一刻，她仍没有忘记整理稿件，也没有忘记老朋友朱德。

史沫特莱去世后，她的朋友斯诺和白尔登等电告朱德。

朱老总收到后立即复电：“致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电：中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不幸逝世，特致深切之哀悼。朱德，五月十六日！”

根据史沫特莱的遗嘱，这年10月，她的骨灰和衣物通过货轮离开英国抵达她魂牵梦绕的中国大地。

在她逝世一周年之时，北京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缅怀她为中国革命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并举办史沫特莱的生平事迹展览，让她光辉的一生跃然纸上。

当天下午，根据她生前的遗愿，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葬于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公墓中。

朱德总司令在墓碑上亲写：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

下葬时，乐队奏响了她生前最喜爱的《义勇军进行曲》，完成了她未了的遗愿。

茅盾先生沉痛宣读中国人民对史沫特莱的最后告别辞：你一生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使我们难以忘怀……现在你的遗骸将与我们的革命烈士在一起，你永远在中国人民的心坎中。

而根据史沫特莱的遗嘱，她生前所有著作的版费均交由朱老总处理，这可是一笔巨额遗产。

在葬礼举行10天后，朱老总就接到了一笔版权费。

德底兹出版社就版权、版费如何接收一事电告中国外交部，并称史沫特莱版费为6万余东德马克，今后每年约为10万余马克。

外交部接到电文后，随即和史沫特莱的生前好友丁玲、沈雁冰协商此事，他们一致认为版费可用于中德友好活动。

朱老总得知后回道:“此件是文委主办，请与文委商议，和史沫特莱相关即可。”

1958年2月，中国驻东德大使馆请示朱老总：“朱德副主席在我馆存稿费95008.30马克，已有2年之久，该如何处理？”

朱德接到电文后思考良久，说道：“买自然冶金科学新书、化学新书寄回！”

很快，大使馆根据朱老总指示购买国外最新科技类书籍，这些书籍全部分发于国内各大图书馆和科研单位。

50年代中国还十分贫穷，朱老总虽为新中国领导人，但他依旧以身作则，生活艰辛。

如果他能收取这笔版权费，那生活质量将大大提升。

可面对史沫特莱的巨额版费遗产，他却选择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这一精神让人动容。

那么，史沫特莱和朱德总司令有着怎样的友谊，为何她会将自己的全部遗产交由朱老总处置？

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史沫特莱1892年出生于美国西部的贫苦家庭，早早饱受着生活的磨难。

从上小学时，她就开始勤工俭学，十来岁时就来到一户人家当使女，以补贴家用。

贫苦的生活，塑造了坚忍、刚强的史沫特莱，也让她从小就憎恨生活中的不公。

1918年，史沫特莱因支持印度独立运动被美国当局抓捕入狱，关押半年之久。

出狱后，她为避免再受迫害，来到德国，担任《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开始了同亚洲人民同呼吸的革命生涯。

1929年元旦，史沫特莱以特派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她本打算在中国短暂停留，再前往印度支持独立运动。

不过当她刚来到上海码头，就被眼前一幕震撼，工人们在烈日下辛苦拉车，租界的印度巡捕却狠狠抽打他们。

这一幕让一直支持印度独立的史沫特莱心如刀割，她想起自己苦难的童年，想起从小就遭受压榨的经历。

一路上，史沫特莱见识了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他们时时刻刻饱受地主劣绅的剥削、散兵游勇的刁难、洋人的残酷暴行。

种种见闻，让史沫特莱意识到中国是一个迫切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国度，唯有革命才能将旧社会的黑暗、残暴、压迫一一铲除，她决定留在中国参与革命事业。

很快，史沫特莱就结识了上海诸多进步人士，她的住处也成为革命者的通讯联络点和聚会场所。

她还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参与多个革命活动，为中共地下工作者运送枪支。

然而，很快上海掀起了“白色恐怖”，反动当局对地下党组织大肆捕杀，制造了不少流血事件。史沫特莱对国民党残暴、血腥的行为感到不满，她不顾个人安危，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很快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人纷纷响应声援，一同加入到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谴责中。

不久后，史沫特莱认识从苏区前往上海治病的粤赣边区副主席周建屏。

周建屏

同周建屏的交谈中，史沫特莱了解红军，了解共产党，她意识到这才是中国的希望，她开始向往那个革命圣地。

后来，她又在宋庆龄引荐下结识工农红军师长柳先，通过和其的交谈。

她对毛泽东、朱德等人有了初步的了解，希望迫切能见到这些为民请难的共产党领导人。

1936年初，史沫特莱前往鲁迅家做客，并同参加长征的红军作家冯雪峰进行长时间交谈。

冯雪峰讲述了长征的艰辛历程，这让她内心大为震撼，她被共产党人的智慧和红军的顽强生命力所动容。

1936年秋，史沫特莱前往西安临潼养病。

但没想这次西安之行让她亲眼目睹改变中国命运、具有历史性意义的“西安事变”。

不过因国民党的诡辩，使得西安事变真相受到蒙蔽。

张学良亲自邀请她，希望她能将自己的抗日主张用英文传达全世界，并播报事变真相。

尽管史沫特莱还有病在身，可事变后一段时间，她每天都会用英文播音40分钟。

而这一举动虽让蒋介石恼羞成怒，可也赢得延安方面的好感和称赞。

1937年1月，史沫特莱收到延安的邀请信，这让她激动不已，她终于能够踏上神往多年的革命圣地。

当时的史沫特莱对共产党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她不明白为何一大批进步青年、工人、农民千里迢迢前往陕北这片贫瘠大地。

但在国统区她始终找不到答案，她认为只有亲身去往陕北一探究竟，才能感受红色圣地的魅力。

为朱老总写一本传记

到达延安当晚，史沫特莱顾不上舟车劳顿，迫不及待见一见朱德将军。

当时国内外关于朱德的报道很多，但却总将他同赤匪头子、强盗等称谓连在一起。

她本以为朱德将军是一个英勇无畏、不畏强权、能言善辩的英雄形象，是一个坚强果断如钢铁般的革命者。

可来到红军司令部后，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副再普通不过的面孔，这哪里是让国民党咬牙切齿的红军总司令？如果不是因为那套制服可能还以为是农村老大爷。

史沫特莱无法理解这个穿着补丁衣服、比农民还糙的中年汉子，竟是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人。

可很快她就发现朱德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他有双深邃而富有观察力的眼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史沫特莱知道“人不可貌相”，一个经历丰富的革命领导人，能在反动当局的大肆抓捕下生存下来，必然有他独有的人格和智慧。

史沫特莱以记者的方式问了诸多问题，这才发现朱德和她一样都生活在苦难的贫农家庭，童年时饱受生活折磨。

从朱老总的回答中，史沫特莱感受到这位“红军之父”特有的品格，她开始有种强烈的冲动，为这个不被人了解的人物写一部传记。

并通过他的经历和性格透视这个国度，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民族和社会。

尽管朱老总对此感到十分意外，可她仍继续坚持要为其写一本传记。

经过软磨硬泡下，朱老总还是点头同意。

在延安期间，史沫特莱每周会拜访朱德三次，每次她都会以记者的口吻提问，朱德回答。

有时朱老总不愿深入的话题，她也会以追根溯源的精神“逼”其详细讲述。

不过，这项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进行，尽管朱德将军经历曲折，可他四十岁以前在社会上很少留下记录，再加上革命后他长期迁徙，留下的可供查询的资料有限。

他也很难对重要事件说出准确无误的时间，但这些丝毫不影响史沫特莱的热情，依旧继续坚持自己的理想。

史沫特莱和朱德合影

仅通过交谈，自然是无法直观了解一个人，她也会利用各种场合观察朱老总的一举一动。

如经常去抗日军政大学听其演讲，观看朱德和战士们打篮球等。

在逐步的了解下，她对朱老总愈发崇拜。

同年4月，史沫特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拒，伤心的大哭起来。

时任宣传部长陆定一劝慰她说，因她是个外国记者，留在党外可发挥更积极作用。

积极同中国人民抗日

然而，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朱德担任八路军总指挥奔赴前线。

就此，对朱德的生平记录的材料搜集只完成一半，因战争这段访问只能暂停。

史沫特莱也想奔赴抗日前线，可出发之时她因摔下马背，只能在床上躺了2个月。

后来，她实在待不住，向毛主席请求去往前线采访。

就这样，同年10月，史沫特莱跟随战地服务团来到山西，再次见到朱老总。

在这里她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各地，并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积极帮忙护理伤员、运送物资。

她还呼吁国际红十字会为八路军争取大量援助，并召唤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出力。

一路上，史沫特莱拿着照相机和采访所用笔记本，将路上的见闻记录下来写成报道，刊登在国际报刊上，向世界宣传中国革命斗争，为中共领导的八路军讴歌赞美。

空余时间，史沫特莱仍不忘为撰写“朱德传”而搜集资料。

因战事紧张，朱老总没太多时间详谈，只得将自己所写的重要报道交给她，并指定几个可详细描述长征的人由其采访。

1938年1月，因日军在山西更是更为疯狂，朱德担心这位国际友人的安危，劝她去往汉口，她执意不肯。

朱德劝道：“到汉口吧，在那里，你作为一个作家、医疗设备、药品供应的组织者，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就这样，史沫特莱来到汉口。在这里，她耗费大量精力组织募捐，宣传八路军的英勇事迹和所处困境。

在她的动员下，美、英大使馆、国民党高官等纷纷慷慨捐赠。

一次午餐会上，她当众让财政部长宋子文难堪，捐赠1万元支持其抗日工作。

还有一次她参加孔祥熙晚宴，要求其为山西农民游击队募捐，尽管孔祥熙不乐意，可在她的慷慨陈词下仍不甘情愿地捐了一大笔钱。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华，也是史沫特莱、朱德总司令的呼吁、互动促成的。

而在新四军期间，她再次深入抗日前线，写下数十篇前线报道，让人们了解新四军的困境，并私下求助美国红十字会以及朋友为其捐助，极大改善新四军的医疗困境。

然而，1940年史沫特莱因忙于奔波抗日活动积劳成疾，且病症严重，只好前往香港手术。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其也开始密切监视，因国内形势恶化，史沫特莱无奈回到美国。

这个为中国呼吁募捐大量钱财、医疗设备的国际友人，却差钱没钱支付起回美的船票。

来到美国后，她继续为中国抗战发声，希望美国公民支援中国抗日。

而她演讲所得收入统统寄往中国，帮助因战争而困苦的百姓。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史沫特莱更是成为美国各界争相采访的“中国问题专家”，得到了美民众的支持和赞誉。谁能想到几年后，她被美国政府打压诋毁，被美民众厌恶反感。

《伟大的道路》完稿

因忙于宣传中国抗日演讲、写作、为中国募集捐款等，史沫特莱迟迟没有动笔书写《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直到1945年夏，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她决定潜心完成自己的这一宏愿。

不过远在大洋彼岸，搜集中国革命历程的工作更为困难，为了使得书籍内容更真实，她于1945年10月向朱老总写了一封信，希望其能提供一些材料方面的帮助。

但因当时中美通信不畅通，直到1946年7月1日，朱老总才写了一封回信，并将刘白羽所写的《朱德传》部分手稿、《长征》故事2卷及朱德发表的各类文章一一寄了过去。

朱老总还将具有纪念意义的、2枚镶嵌朱毛领导人肖像的小别针，以及他和外国友人合影的照片等东西寄送史沫特莱。

收到回信后，史沫特莱十分开心，她以最饱满的热情撰写这本书籍，直到1949年初才完成《伟大的道路》初稿。

这是一本从朱德幼年到六十岁的传记，同时也是一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生动画卷。

史沫特莱以生动细腻的笔触刻画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伟大的人民，为缔造新中国所历经的艰难岁月。

该书不同于传统的人物传记，它将朱德个人生活和中国历史主线融在一起，描绘中共浴血奋战的革命历程和中国人民百年来的抗争史。

这本书也体现了史沫特莱悲天悯人、同情苦难者的情怀，以及对命运不公抗争到底的性格和精神。

也正是饱含着对中国革命的热情和对新中国的期待，使得史沫特莱在生命最后几年尽管遭遇诋毁、病痛折磨，可始终没能放弃这本书的写作。

直到史沫特莱去世，这本书依旧没能定稿，根据其遗嘱，最后由中国老朋友斯诺帮忙整理定稿。

可最初时，美英两国都不愿意出版该书籍。

几经周折后，该书由她生前好友、日本作家石垣绫子译成日文。

于1955年在东京出版，一年后英文版在纽约出版，随后德、俄、法、西班牙等8种译本纷纷问世。

直到1979年4月，中文版《伟大的道路》才在三联书店出版，距离这位“对中国如此挚爱”“大地的女儿”辞世已几近30年。

尽管史沫特莱已离开我们70余年，但她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追求正义和进步事业、支持中国革命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史沫特莱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