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7年，29岁的陈延年被捕。因为宁死不跪，以站立的姿态被刽子手杀害。一年之后，他的弟弟陈乔年，也不幸被捕后英勇就义，享年26岁。

在《觉醒年代》中，“二陈兄弟”的牺牲画面令人印象深刻，引得无数国人在荧幕前，为他们流下了热泪。

在不久前，中国历史研究院展出了陈乔年烈士的文献履历。通过这些历史文物，我们更走进这位年仅26岁的青年烈士。

一、来到上海求学后，他不再怨恨父亲

对于父亲陈独秀，兄弟两人曾都不大待见，甚至可以说是怨恨。

“陈独秀！”

这样直呼父亲名讳的称呼，经常地出现在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的谈话。

起因是1913年8月份，也就是陈独秀与继母高君曼结婚4年后，陈家三兄弟遭遇一场飞来横祸。

一队搜查的士兵冲入家中，15岁的陈延年带着11岁的陈乔年，以及不到4岁的弟弟陈松年，爬上屋顶躲避搜查。

慌乱之中，陈松年从房顶坠入水缸，被邻居大妈救下。

而陈乔年与哥哥，则藏身于他人家中，勉强躲过搜查。当天晚上，他们被送入乡下亲戚家，开始了一段寄养的生活。

不久后，从亲戚的口中，他们得知自己之所以险些丧命，原来是“拜父亲所赐”。

陈独秀“讨袁失败”之后，遭到了疯狂的报复。不仅他自己疲于奔命，就连怀远老家也遭受牵连，陈乔年兄弟自然难脱干系。

被人救下且送到乡下的兄弟俩，只得过上东躲西藏的日子，他们无法在当地上学。他们一边自学，一边渴望着外面的世界，直到2年之后，父亲来了一封信。

“延年、乔年，接到上海来念书。”

1915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在安顿好自己以后，他写信到安徽老家，将两个儿子接到上海念书。

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两人，就这样辞别了母亲与祖母，来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他们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逐渐步入青年的兄弟二人，也慢慢地理解了自己的父亲。

刚到上海时，陈延年进入了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而陈乔年因岁数较小，暂时无法入学。

陈独秀不愿见到次子荒废时光，便在空闲的时候亲自教他，陈延年有时候也辅导弟弟。在将近2年的时间中，父子三人与姨母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的一些误会逐渐消弭。

“来到上海求学后，我不再怨恨父亲！”

陈乔年在上海，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他们开始理解自己的父亲。同时，随着年岁渐长以及学习的深入（陈乔年不久后也入学了），他们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只有启发民智，国民思想进步，国家才能进步！”

陈乔年兄弟两人，不再纠缠于小家的恩恩怨怨，而将视线投射到更大的地方。此时的他们，明白父亲创办进步杂志的意义，对他的情感更多的是尊重与敬佩。

1917年，陈独秀受蔡元培邀请，奔赴北大教书。陈乔年则与哥哥一起，留在上海继续学习，他们在这一年双双考入了震旦大学。

19岁的陈延年，带着15岁的陈乔年，依靠着父亲每月支付的10元生活费，开始了独立的求学生涯。

在繁华的大上海，要想靠10元的生活费，维持两个学生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在节衣缩食之余，兄弟二人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他们由此目睹了社会的现实。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有人在十里洋场夜夜笙歌，也有人整日奔波无法糊口。陈乔年兄弟，对这样的现实极为愤懑，他们不仅同情劳苦大众，还开始了救国之路的探索。

在上海的陈乔年兄弟两人，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他们对此是支持的。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走了不少的弯路，其中“无政府主义”的思潮，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反对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这是“无政府主义”标榜的口号，这对于陈乔年等学生团体来说，吸引力相当大。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宣传、组织这方面的理论以及组织，满怀欣喜地以为这是“救国良药”。

1919年1月份，陈延年等人在上海组织了“进化社”，并且创办了《进化》杂志。陈乔年虽然不是组织者，但是积极的参与者与支持者，他协助哥哥做了大量的工作。

但随后“五四运动”爆发，为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使得他们走上了新的道路。

“陈独秀在北京被捕！”

在上海的陈乔年兄弟两人，没有直接参加“五四运动”，但他们对此是支持的。

陈独秀以及大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来，他们逐渐意识到“温和的改良”有所缺陷，为此他们决定走出国门去看一看。

1919年12月下旬，兄弟二人在父亲陈独秀以及吴稚晖等人的支持下，从上海启航奔赴法国留学。他们与一批旅法青年，经历40多天的海上颠簸，在1920年2月份抵达马赛。

由于生活上的拮据，原本生活在巴黎的陈乔年兄弟，不得不搬到里昂。但即便是如此，他们还是要依靠“半工半读”来维持，与一大批中国留学生一样，进入当地的工厂做工。

“本来经济就不景气，工作难找工资又低，加上资本家七扣八扣，到手的钱没有多少。”

正是这样艰难的生活，使得兄弟二人体悟到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他们开始对“无政府主义”产生怀疑。

1921年，陈乔年放弃了原先的理念，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以及俄国的十月革命。

与很多留学生一样，他们陷入了极度的苦闷与迷茫之中，但正是这样的磨砺生涯，铸就了若干年后的一批革命青年。

二、两个人的先后牺牲，让他真正懂得革命

“当时的很多留学生，一方面对无政府主义感到失望，一方面又找不到出路。（他们）陷入迷茫与苦闷，一部分人开始研究马克思，一部分人还在坚持无政府（主义）……”

吃得差、住得差、穿得差，这些生活上的困难，对于陈延年等人来说，都是能够接受的。但唯独精神思想上的迷茫与苦闷，令人无法承受，当时的留学生之中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现象。

但陈乔年兄弟在法国并未消沉下去，这得益于周恩来的帮助。

1922年，周恩来与赵世炎等人，在法国留学生中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正巧，周恩来获悉陈乔年兄弟二人，在思想上偏向了马克思主义。

于是，他便积极地动员他们入团。同年6月，陈乔年与陈延年出席了巴黎西郊布伦森林召开的会议，“中国少年共产党”就此成立。

不久后，兄弟二人双双加入共产党，开始正式投身革命事业。

1923年，陈乔年、陈延年等人奔赴莫斯科留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莫斯科，他们完成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史、自然科学以及俄语等课程，成为了具备理论知识的进步青年。陈乔年与肖三一起，将《国际歌》的歌词，译成了中文。

“革命的成功，是需要流血和牺牲的！”

在莫斯科学有所成的陈乔年，终于真正领悟到了“革命”的含义，他与兄长陈延年一起，实在是经历了太多太多。

当年在上海求学时，兄弟二人总是目睹底层民众遭受压迫。他们想要为百姓说话，却只能无奈地屈服于棍棒之下——两个学生，能做什么呢？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后，陈乔年本以为那就是“良药”，可法国之行又令他失望。

直到遇见周恩来等人，他们才确信救国的途径除了“革命”之外，别无其他途径。而要想革命，必然要付出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这便是它的真正含义。

但是，明白一个理论的含义并不难，难的是要将其付诸实践。

1925年，陈乔年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委派到北京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的革命导师李大钊，甚至可以说，这是用生命教会他“革命”真正意义的导师。

回到北京的陈乔年，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工作，他主要负责的是宣传方面的事项。

“当时风声很紧，印刷厂经常（因印刷革命资料）遭到搜查，他们借此抬高价格。所要印刷的资料过于进步，很多印刷厂都不敢承接，自己创办印刷厂迫在眉睫！”

陈乔年的这项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到10天的时间，秘密的印刷厂就正式开工了。这间印刷厂，白天印刷的都是一般的稿件，只有晚上才加班印刷革命文件，因此躲过了敌人的耳目。

陈乔年为人十分机警，每隔几个月，他就要组织印刷厂搬迁。而后更改厂名、重新组织印刷工人，有效地躲避了敌人的搜查。

这样出色的工作能力，使得李大钊对陈乔年十分器重，将其视为左膀右臂一般。陈乔年在工作中，增长了自己的才干，但同时也明白了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差距。

1926年3月18日，他与李大钊、赵世炎率领2000多人的“请愿团”，向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结果遭到了惨无人道的镇压，当上死伤200多人，陈乔年本人也被刀刺中胸部，鲜血染红了他的衣衫。

这次负伤令陈乔年明白，革命是需要付出巨大的牺牲的，没有任何的捷径可走。但他也深深地明白，暴力只是革命的手段，并非目的。所有革命者的共同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深爱的人，为了自己深爱的祖国。

黑暗是可怕的，乱世是残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性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放弃对幸福的追求。相反，乱世之中的那点幸福与温暖，才是人性光明的真实写照。

“我的弟弟白皙可爱！”

这是在安徽老家时，哥哥陈延年对弟弟陈乔年的印象。事实上，成年以后的陈乔年也是如此，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学识渊博、处事干练，有很多女孩子爱慕他。

陈乔年自然而然地恋爱了，他的对象叫做史静仪，两个人在互相见面后都有好感。1926年下半年，他们公开同居并且宣布结婚，第二年诞下一子。

两个人的感情很好，他们对未来无比憧憬，与所有的青年人一样，他们都向往以后的幸福与安宁。

只是，两个人的死讯，打破了这份宁静与美好。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等人在北京被捕，次日见报。得知消息的陈乔年，与北京乃至全国的工人界、教育界、新闻界奋力声援，要求无条件释放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与国际共产组织，也先后组织了多次营救行动，但最终都未能见效。在入狱22天之后，李大钊与20多位革命者被判处绞刑，判决当日执行。

“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

在说完这句话后，李大钊同志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时年不足38岁。

他的牺牲使得陈乔年万分悲痛，但没过多久，陈乔年又接到了兄长陈延年的死讯。

同年6月26日，陈延年在上海被捕入狱，7月4日英勇就义。

在行刑之前，刽子手喝令他跪下，陈延年断然拒绝。

“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

被激怒的士兵采取暴力措施，几个人将其强行按在地下，陈延年因奋力反抗，未被刽子手砍中脖颈。此后，刽子手只能连补数刀，残忍地将其杀害。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两个至亲至重的人，就这样牺牲在敌人的绞架与屠刀之下。陈乔年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但也正是这样惨痛的经历，使他更深地理解了“革命”的意义——舍小家，为大家；要流血，要牺牲。

在此后的日子里，陈乔年重新审视了自己，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父亲。

三、26岁英勇就义，他只留下一句话

1927年8月7日，陈乔年出席了汉口召开的会议。在会议上，他公开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陈乔年受哥哥陈延年的影响很大，但又并不完全与其一致。

在安徽老家时，兄弟二人都直呼“陈独秀”，这很明显是陈延年带的头。来到上海一段时间后，陈乔年已经改口叫“爸爸”，但陈延年还是一口一个“陈独秀”，虽然态度上有所改观。

他两人从莫斯科回国后不久，已经相当明显地感觉到——父亲的思路是不对的。陈延年为此公然反对陈独秀，陈延年则不然，他私底下是支持哥哥的，但他还从未当面与父亲对峙过。

然而，在1927年，陈乔年实在是经历了太多。他开始像哥哥一样，不再顾忌私人的情感，以更加独立的状态投入工作中。

“注意安全，等我回来！”

这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相见后，分手时的互相道别，但如今已经是阴阳两隔了。从小朝夕相处的哥哥，就这样离自己而去，陈乔年悲愤到不能自已。

“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

李大钊同志，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句话，也成为陈乔年心中深深的烙印。他开始反思自己要结婚时，哥哥对他说的话：“今日之中国，家庭与革命只能两选其一！”

他想了想自己的爱妻与幼子，也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刻，个人的幸福，只能是遥遥无期的奢望。

此后的陈乔年，比以往更加辛勤地工作，而他的妻子史静仪也发现，丈夫变得越来越沉默，他不再向以前那样爱说爱笑。

作为父亲的陈独秀，也感觉到了次子陈乔年的变化，他觉得乔年越来越像延年了。

“次子乔年，定然也会送命！”

但陈独秀也没有办法，“八七会议”之后，他明白自己的那套是行不通的。在这一点上，他不如自己的长子延年，也比不上次子乔年。虽然预知儿子的结局，他也只能无奈地叹气，不再干涉他的行动。

果然，在几个月后，陈独秀就得知了次子陈乔年的死讯。

1928年2月16日，陈乔年等11人，因叛徒唐瑞林的出卖被捕。

入狱之后，他的身份被敌人查清，此后遭受了惨无人道的酷刑。但无论敌人如何鞭打他，都无法从他的口中，得知一丁点机密。看着伤痕累累的陈乔年，同狱的战友心疼不已。

“挨几下鞭子，算不得什么！”陈乔年淡淡地安慰他们。

此时的陈乔年，已经下定了赴死的决心。敌人眼见无法从他身上获取任何信息，决定愤怒地将其杀害，得知消息的狱友纷纷聚集在他身边。

“你可有什么遗言？”

“我毫无牵挂！”在停顿了一下之后，陈乔年说出了最后一句话——“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年仅26岁的陈乔年，被押上了上海龙华刑场。他以不卑不亢的姿态，高喊了“共产主义万岁”，而后面带笑容地轰然倒下。

与李大钊、陈延年等千千万万地革命烈士一样，陈乔年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献出了他年轻的胜利。他们放弃的是自己小家的幸福，守候的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守候的是祖国这个大家庭的幸福。

陈延年的幼子不幸夭折，寄养在他人家的遗腹女陈鸿，在数十年后被找到。原来，陈鸿与父亲一样参加了革命，成为新四军中的一员，秉承父亲的遗志为祖国做出贡献。

退休后的陈鸿，生活得十分美满幸福，她受到了国家的特殊优待。陈鸿一生养育了四女一子，在学业和事业上都有所成就，一家人其乐融融。

陈鸿所生的五个子女中，两个女儿酷似陈乔年，另外的一子一女酷似陈延年。冥冥之中，似有定数，这或许是上天给予陈乔年、陈延年两位烈士，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