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你去哪儿，我跟你一块去！”
这是陈乔年幼年时经常对哥哥陈延年说的一句话，小时候，不管哥哥去哪儿，他都会跟着。对于陈乔年而言，比自己大四岁的哥哥一直是偶像一般的存在。
这句“我跟你一起去”，贯穿了陈乔年的一生，他在哥哥牺牲一年后牺牲的事实，也似乎是在冥冥中践行这句话。
陈延年打小便很喜欢这个小自己4岁的弟弟，这不仅因为他长得白净、可爱，还因为他对自己说的话总是无条件服从。
陈乔年进入私塾读书的时间很早，五六岁时，他便进入了安徽怀宁县在城乡（今安庆市）的私塾。他入学时，哥哥已经是私塾的学霸级人物了。
陈乔年自幼便懂得读书的重要，他早在哥哥捧着书本时的认真劲里懂得了学习的重要。所以，在私塾求学时，他总是格外认真好学。回到家，他还经常和博学的叔祖父和哥哥请教。
很快，陈乔年也成了私塾一顶一的学生。
相比陈乔年兄弟后来就读的新式学堂，私塾的教育更加传统，也正因此，他们才得以在私塾读了不少经史典籍，他们由此打下了厚实的国学基础。
陈乔年兄弟的父亲陈独秀很少回老家，两兄弟少年时期，他一直在忙着出国留学、革命。偶尔回家，他也总忙自己的事，他总是没有时间陪伴兄弟俩。
陈延年对父亲的行为很不满，这种不满也影响到了弟弟陈乔年。
1909年，赴日留学归国的父亲与姨母高君曼同居并结婚。这也意味着：父亲抛弃了他们的生母高大众。因为此时母亲已再度怀孕，已11岁的陈延年心里越发对父亲不满。
影视剧中陈延年
对于此时年仅7岁的陈乔年而言，他对父亲的行为还并没有明确的是非判断，自然他对父亲也不会有太多的情绪。可为了和哥哥站在一起，见哥哥对父亲直呼名讳，当着哥哥的面，他称呼父亲也总是直呼“陈独秀”。
父亲另立家室四年后的那年8月末，一队匪兵突然冲进了陈乔年叔父陈衍庶的家里。得到警报后，陈延年当机立断带着两个弟弟攀上屋顶，并逃到了邻居家里。
那次逃命真是惊险万分，陈延年和陈乔年毕竟年岁大些，所以他们很顺利便到邻居家藏好了，可年仅三四岁的弟弟陈松年却因为慌不择路跌倒在了邻居家，他当时正好掉在邻居家天井中的大浴缸里。还好邻居大妈机灵，她趁机在小松年屁股上连拍数下，打得他嚎啕大哭，她还顺势扒了他的衣裤将他按在浴盆里洗澡，如此，松年才算躲过一劫。
当天夜里，陈延年便带着陈乔年逃到了怀宁乡下，躲到了亲戚陈遐文的家里。
陈乔年后来才知道，他们这次之所以会遭逢大难，全是拜父亲陈独秀所赐。父亲陈独秀在“讨袁革命”失败后落荒而逃，袁世凯爪牙倪嗣冲为斩草除根直接封了他的老家，并将财产一抢而空。若非他们仨逃得快，他们很可能也会被杀害。
陈独秀父子
也是从此时起，陈乔年和哥哥无法继续在当地求学。所以，平日里，他们只得靠自学汲取知识。越是如此，兄弟俩对知识的渴求也越发强烈。
正是在此间，陈延年兄弟知道了父亲革命的意义：他是想用革命的方式，为当时腐败落后的中国找寻到一条出路。
只是陈延年此时并不懂革命的真正含义，他只隐约觉得：革命可以改变中国的贫弱现状，可以让水深火热的民众过上好日子。
1915年，陈独秀再次回到了上海。陈延年当即决定前往上海求学，陈乔年想都没想便收拾了行装。出发前，辞别祖母和母亲时，他们俩都未想到：这一去，他们将永远不会再回来。
跟着哥哥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时，陈乔年还没明白他们接下来会面对什么，不过，他并不害怕，毕竟：有哥哥在。
陈延年前往上海时也并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只知道：他和弟弟得想尽一切办法读书。只有读书，他们才有出路。
到上海后，他们暂时住在了父亲和姨母位于法租界吉益里21号的家里。在这里，陈延年时刻感觉到不自在，他总觉得这个家不是自己的家，他和弟弟都是这个家里的“外人”。
到上海后，兄弟俩如愿重新走进了学校接受新式教育。
也是在上海期间，兄弟俩看到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惨状：国家腐败落后，民众浸泡在苦难里。陈延年两兄弟经常看到外国人欺侮中国人，每每这时候，他们都能感觉到身体里的血液在沸腾。可对于还是学生的他们而言，他们什么都做不了。
影视剧中的陈延年、陈乔年（左）
陈乔年和哥哥到上海后才知道：父亲之所以回上海，是因为他想在这里办一份进步报刊，以启发民智。父亲的想法，陈乔年和哥哥都知道：只有国民思想进步，民众团结一心，国家才有救。
也是住在父亲新家的这段日子里，陈乔年和哥哥内心的“革命种子”开始慢慢发芽。
就在陈乔年和哥哥抵达上海那年，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如一声巨雷震颤了整个中国。杂志的发刊词是陈独秀亲自写的，这段话，陈乔年反复读过。他在那一刻理解了父亲的用意，他觉得：中国的革命，关键在青年，青年的关键在于思想变革，因为它是政治变革的前提。
与哥哥陈延年不同的是，对父亲的思想越了解，他对父亲也越尊重。可陈延年却与他不同，他更多地在用批判的眼光看向父亲。
兄弟俩到上海不久后，陈乔年便和哥哥搬离了父亲的新家。姨母高君曼对此很不放心，可陈独秀却不以为然。原来，历史上真实的陈独秀是个真正的“虎爸”，他主张“兽性”教育，他一心想改变中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状况。
所以，他迫切想让两个儿子去经受真正的锤炼。而锤炼的第一步，乃是自立。
因着父亲的这种教育理念，搬出去后的陈乔年兄弟只得到了父亲给的极少生活费。这样一来，兄弟俩的生活就变得极其清苦了。
白天，他们半工半读，晚上，他们睡地板。因为钱少，他们的吃食通常都是烧饼，饮用水则是自来水。因为买不起蚊帐，陈乔年经常被蚊子咬醒。因为买不起棉衣，他们冬天只能穿夹衣。
陈独秀的好友潘赞化曾这样描述过他在“寒风刺骨夜”见到的陈延年兄弟，他说：
“一身寒雾笼罩，如沙漠上小羔羊。以手抚肩背，仍服袷衣（注：单衣）……”
潘赞化尚且会在看了两兄弟后觉得他们可怜，他们的亲人就更加不用说了。姨母高君曼经常指责丈夫“苛待”两兄弟，他们的叔祖母谢氏在看到他们后则连说“陈独秀没照顾好儿子”。
潘赞化和谢氏都没有看过他们为生存干苦差的时候，所以他们所见乃至是他们的“苦中一二”。为了能吃饱，陈乔年兄弟不得不自己想法找路子做活。
可在那个年代的上海，普通的精英要找寻到合适的工作尚且难于上青天，何况还是学生的陈乔年兄弟呢。
找来找去，他们都只能找到了码头做搬运一类的苦差。
影视剧中的陈乔年兄弟
陈乔年发现，每次做活时，哥哥总是比别人多做几份，干活也总挑重的干。于是，他有些不解地问哥哥：“这样会累坏的，晚上还要读书，这怎么行？”
陈延年听了却一边擦汗一边说：“你没看就咱们还年轻点吗，好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都是中国人，咱们帮一把是一把。”
陈乔年听到这儿环顾了一下码头上来回搬运的帮工们，他这才意识到：他们中的很多果然都已经上了年纪。这之后，陈乔年也总是挑重些的活计干。
在码头做搬运时，他们兄弟总能看到资本家欺辱底层百姓。有一次，他们还为了给一个工人出头被打了一顿。
那次被打后，回到他们寄宿的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店堂里时，两兄弟都在疼痛中悟明白了一件事：这样的中国，要救国救民，非得有人牺牲。
那晚，躺下后，陈延年突然问弟弟陈乔年道：“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一条随时会要命的路，你会一起吗？”
陈乔年听完后想都没想地道：“哥，你去哪，我就去哪，你不怕，我也不怕！”听到弟弟这话后，陈延年似有预感一般地落下泪来。
那晚，陈乔年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里，他和哥哥并肩走在人群里，他们的脚下全是血水，可他和哥哥脸上却都没有一丝恐惧……
陈乔年并不知道，哥哥那晚之所以问出“怕不怕”这样的话来，是因为他已随时决心为中国的政治变革牺牲自己。
只是，陈延年和同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对于中国的“解药”究竟是什么一直很迷茫。最初，在老师吴稚晖的影响下，陈延年十分信奉无政府主义，他甚至觉得这很可能是救国的“一剂良药”。
吴稚晖
无政府主义是由十九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提出，他是第一个自称无政府主义的人。吴稚晖告诉他们，要进一步学习无政府主义须得去先进的法国留学。于是，陈延年兄弟便开始拼命学习法语。进入上海的法语补习学校后，陈乔年每天早晚都和哥哥一起捧着法语书背法语单词。
真正的学习从来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因为心里装着家国，他们学习起来特别来劲。学习累了时，陈乔年就和哥哥聊聊无政府主义和当时的各种主义。
就在俩兄弟研究无政府主义之际，父亲陈独秀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前往北大担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
这次，兄弟俩没有跟着父亲前往北京，他们选择了留在上海。这次与父亲分开，恰是俩兄弟彻底独立的开端。
就在正式独立这年，陈乔年与哥哥都考入了震旦大学（今复旦大学），这年，陈延年21岁，陈乔年17岁。
1919年，陈乔年和哥哥陈延年赴法勤工俭学。出发前，他们便做好了打算：要用一年时间学完所有课程。他们如此紧迫，是因为国内的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这一年，因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多数中国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幻想破灭，五四运动随即爆发。
几乎在同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开始发生巨变，一个崭新的国家如新生太阳一般冉冉升起。毛泽东、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苏俄，而陈乔年和哥哥则因为一直关注无政府而极少关注苏俄。
早在1918年，陈独秀便在和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陈独秀已经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药方。
可此时，陈乔年兄弟却依旧抱持着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兄弟俩真正了解十月革命，并意识到共产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正“良方”，乃是赴法留学后。
抵达法国后，意气风发的陈乔年兄弟在凯旋门附近的伯尼街租了一个房间。白天，他们有四小时在阿里雍斯上课，其他时间，他们设法做兼职。晚上，他们预习白天的课程。这样的生活忙碌而充实。
可很快，因为吴稚晖等人主导的“华法教育会”突然宣布中断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经济支持，兄弟俩和其他的赴法留学生不得不中断学业。为了活下去，兄弟俩在里昂一家工厂当了翻砂工。
在这里，他们只有拼命做苦工，才能勉强维持生计。
影视剧中的陈独秀与陈乔年兄弟
人，都是在痛苦中才 想到改变，也只有痛苦，才能真正让人头脑清醒。
1921年，吴稚晖等人联合法国当局，将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个学生强行驱逐回国。这种种，让陈乔年兄弟彻底看清了吴稚晖的嘴脸。与此同时，因为接触到周恩来等等进步青年的缘故，陈乔年兄弟看清了所谓无政府主义的真相：他们本质上和资本主义是一样的。
在周恩来、赵世炎等的帮助下，陈乔年兄弟开始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到此时，他们便和父亲陈独秀走到了一条路上，而这条路：乃是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
只要已经走到通往真理的路上，时间早晚便都无所谓了。找到出路后的陈乔年兄弟开始紧锣密鼓地参与筹建共产主义组织的活动，他们还在巴黎成立了中国书报社，这个书报社的职能和父亲创办的《每周评论》一样：宣传马克思主义，推销相关书刊。
中共一大召开的第二年秋天，已经完全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陈乔年兄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对于陈乔年兄弟而言，加入共产党无疑是他们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选择决定命运”将在他们身上被印证。
入党的第二年，即1923年，陈乔年兄弟与王若飞等12人离开巴黎，经比利时、德国赴苏联。陈乔年后来被公开的履历上的出国经历一栏，出现“德国，路过”，便是由此而来。
陈乔年履历
陈乔年并不知道，也是因为选择共产党的缘故，很快，兄弟俩将带着各自的使命前往不同的地方展开革命，相依相伴二十多年的两兄弟从此将因革命而分开。
到苏俄的那段时间，是陈乔年兄弟最开心快乐的时光，因为在这里：他们不用半工半读，可以一心学习。他们决定利用好这次难得的机会，把理论学扎实以回国施展抱负。
除了没日没夜地学习外，陈乔年还利用休息时间翻译了《国际歌》，这首歌被他和同学肖三一起翻译成中文后，立马被传唱开了，这首歌成了鼓舞革命者斗争的革命歌曲，也成了他和哥哥最喜欢的曲目。
陈延年很喜欢弟弟翻译的国际歌，他尤其喜欢开头的一段里的这几句：
“起来，受污辱咒骂的人，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 一腔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破坏个彻底，新社会创造得光华，奴隶们起来起来！ 莫道我们一钱不值， 从今要普得天下！”（注：此为最早《国际歌》版本，后来沿用为瞿秋白译本。）
陈乔年的嗓音非常嘹亮，每次他唱起这首歌时，所有人都会忍不住跟他一起合唱。
陈乔年兄弟唱着《国际歌》在苏联学习的第二年夏天，因为国内革命形势发展迅猛，党亟需大量干部领导革命，哥哥陈延年被急调回国。
陈延年离开时，陈乔年惯性一般地脱口道：“哥，我跟你一块回国！”陈延年听了却拍拍他的肩膀道：“任何时候，你都要服从组织安排，不可感情用事，切记！”
听完哥哥的嘱托后，他“嗯”了一声后便不再说话。
送哥哥回国时，陈乔年心里难受极了，他想到了和哥哥共同走南闯北的日子，他已经习惯了哥哥在的日子。只有哥哥在身边，他才觉得安心。
可陈延年却觉得：弟弟已经具备展翅高飞的能力，若一直和他在一起，因为依赖的缘故，弟弟会因为这依赖而放不开手脚。所以，陈延年觉得，两兄弟分开对弟弟成长成真正革命志士是极其有利也“必要的”。
在车站，陈延年一直没有把眼睛从弟弟身上移开，他仿佛想把弟弟的样子刻进脑子里。很奇怪，越是盯着弟弟看，他越发觉弟弟已经和他最初印象里的“弟弟”不一样了：他已经很高大健壮了，他的大眼睛闪着光，他白皙的皮肤让他看起来和小时候一样漂亮……
看着看着，陈延年的眼睛就湿润了，他赶忙转头看向别处说：“见着他，我会来信跟你说道！”陈乔年知道，哥哥口中的“他”，是此时已经成为他们直接领导、同志的父亲陈独秀。
陈乔年听到这话后心道：“哥哥还是不肯叫他，哎！”他很想劝哥哥一句，可他又觉得现在不是时候。于是，他只把手搭在哥哥肩上道：“注意安全，等我，我很快就来！”
那天，看到哥哥上车背影的当口，陈乔年还是不争气地哭了。他没有去擦眼泪，他怕越擦眼泪就越止不住。当时的陈乔年和陈延年都未想到：这一别，竟是兄弟俩此生的永诀！
对于陈乔年而言，和哥哥分开，是他真正独当一面的开始，他人生的最重要成长，也是在和哥哥分开后。
陈延年回国不到半年，陈乔年也紧跟哥哥的步伐离开莫斯科回到中国。
回国后，陈乔年被派往北京工作，他担任了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这一年，23岁的他成了北京区委领导层中年纪最轻的一位。
迫切想要为国效力的陈延年，当时看到的中国几乎比他离开前还要糟糕。由于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老百姓苦不堪言。
万幸的是，此时的国民已经启智，他们也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北京城内，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卖国政府的政治斗争已日趋高涨。
陈乔年和陈延年等合影
1925年11月，因为奉系军阀的郭松龄倒戈，奉系军阀被迫退至关外，北京一度处于权力“真空”中。
对于革命者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关键时刻，李大钊、赵世炎提出联络国民革命军，组织工农群众发动“首都革命”。陈乔年却表示反对，因为他在经过实地考察后发现：国民革命军态度不坚定，不适合共同革命。
最终，为了服从组织，陈乔年参与了这场被他认为“注定会失败”的“首都革命”。如他所料，革命中，由于国民革命军将领动摇，革命失败。
之后，陈乔年与李大钊、赵世炎一起领导了北京的历次重大斗争。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他在深受重伤的情况下忍痛坚持指挥群众撤离。
这次革命后，在伤势未痊愈情况下，他又迅速回到区委夜以继日地工作。陈乔年在奋战时，他的父亲和哥哥也在各自的阵地坚持革命。
此时的陈家父子，分处三地全心投入革命，在中共五大上，父子三人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时间，陈家“一门三委员”的佳话被广为传颂。
这样的结果自然让陈独秀很是欣慰，但他也有苦恼，毕竟政见不同和先前的家庭矛盾等因素，他和两个儿子之间总有说不清的隔阂。
陈乔年和陈延年兄弟向来全方位一致，在政见上，他们也出奇地一致。
唯一与哥哥不同的是，在对待亲情爱情上，他和哥哥截然相反。陈延年因为始终对父亲有怨言，所以一直不愿意结婚生子，别人为此游说陈延年时，他只说：“在这样的中国，家庭和革命只能二选一，都要选就是我父亲的结局！”
陈延年觉得：为革命不顾家的父亲陈独秀，伤害了他们兄弟俩。可陈乔年却比哥哥更能理解父亲，所以私底下见到父亲时，他会喊“爸”。
陈乔年
此时的陈乔年，多少夹在哥哥和父亲之间，因为父亲和哥哥陈延年在政见上诸多不和。他们最大“不和”在于：陈独秀主张联合国民党，而陈延年因为一直在一线早已看清国民党的阴谋，所以，他主张武装夺取政权。
哥哥陈延年在广州领导的工农运动，被父亲陈独秀怒斥为：纯属“轻举妄动”。
父子政见不和的结果，自然是“父子更加不和”，在一次公开谈话时，陈延年说：“我与老头子（陈独秀）是父子关系，但我是共产党员，我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同以往一样，陈乔年坚定地站到了哥哥一边，他也意识到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会给党带来巨大损失，只是，相比哥哥，他从未公开指责过父亲。毕竟，在心底深处，他很敬重父亲。
陈乔年和哥哥在对待爱情这件事上也有很大不同。遇到所爱后，陈乔年也毫不犹豫地与之结合了。他的伴侣叫史静仪，这个女子曾经有过婚配甚至生下过孩子，可他却不以为然，他觉得：相爱比什么都重要，包括世俗。
1926年下半年，陈乔年与史静仪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第二年，史静仪生了一个儿子。
左一为史静仪
陈乔年儿子出生这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延年被捕后英勇就义，他牺牲这年，年仅29岁。
最初，陈乔年并不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他得到消息乃是在报纸连篇累牍报道后。
得知噩耗后，陈乔年悲痛欲绝，他第一次有了天崩地裂的感觉。那一刻，他和哥哥在车站分别的一幕一遍遍在他脑子里重演。他一边痛哭一边喃喃喊着：“你说过去哪儿都带着我的，你骗了我！”
陈乔年不能接受：哥哥走前，竟没有和他道别！这种痛苦，只有历经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懂。他也曾想过会有这一天，但他的设想里：从来是自己走，而不是哥哥！
“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完，哥，你最不应该死！”陈乔年扯着嗓子喊出这句话后，便昏倒在了住所里。醒来后，他大病了一场。
病中，他似乎隐隐听到哥哥在唤他，那一刻，他突然地就明白了：他和哥哥都还有很多事情没做，他得替他、替自己把这些事情都做了。
这以后，陈乔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要命了，只要投入革命工作，他便会忘记所有。史静仪发现，丈夫比以前更沉默了，但他眼里的光亮也比以前更多了。只有陈乔年自己知道，他之所以比以前怀抱更大的希望是因为：哥哥的死已经启示他，那条路，才是正确的路。
陈延年
正是在哥哥死后，他对父亲的态度也骤然发生了惊天逆转，陈独秀惊奇地发现：自己的二儿子竟是如此地像他的哥哥。
有一次，去看望父亲时，一向不说重话的他竟几乎咆哮着对父亲道：
“爸爸，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陈独秀听了哑口无言，他只能苦笑着对好友黄玠然说：“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来了。”
八七会议上，陈乔年曾公开对父亲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说：
“我的父亲陈独秀同志执行的错误路线，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仅使大革命失败，党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钊、赵世炎等一批共产党人惨遭敌人的杀害，这是血的教训，切切不可忘记。对国民党反动派只有作坚决的斗争，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
说到底，陈独秀对儿子的敢于直抒己见是佩服的。只是，他也从儿子的决绝口气中感觉出了什么，他意识到：乔年太像哥哥了，定然也是会随时不要命的。
没错，早在知道哥哥牺牲的消息后，他便做好了献身的准备。
陈乔年
1928年2月16日，因被叛徒唐瑞林出卖，正在英租界北召开各区组织部长会议的陈乔年等11人被捕。
被捕后，陈乔年的身份很快彻底暴露。
为了从这个中共领导人身上得到机密，敌人多次对他使用酷刑。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他恍惚间又看到了死去的哥哥陈延年。
每次受刑完回到狱中时，看到心疼他的难友，他都不以为然地道：“这有什么，就抽几下鞭子！”
人生最难的日子里，煎熬中的陈乔年还不忘勉励狱中的难友，他叮嘱他们：如果能活着出去，一定不要忘记坚持革命。
面对这样的陈乔年，敌人感到了恐惧，他被处决已是必然。
狱中，难友们问他可否对党、家庭有遗言时，他回答道：“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他留给狱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1928年6月6日，敌人将陈乔年、许白昊、郑复三人押到了上海龙华刑场，一步步走向刑场时，他始终高昂着头，他恍惚觉得：哥哥也走到了他的身旁，千千万万牺牲的革命志士也走到了他的身旁。
行刑前，年仅26岁的陈乔年用尽最后的力气喊了一声：“共产主义万岁！”之后，随着一声罪恶的枪响，他以英雄的姿态轰然倒下！敌人发现，他的脸上竟挂着一丝笑容。或许，他死的那一刻已预料到：他和哥哥倒下后，将有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站起来！
影视剧中的陈乔年
极其可悲的是，因为忙于营救狱中的陈乔年，史静仪对儿子疏于照顾，他们的幼子竟生病夭折了，而他的遗腹女陈鸿则在出生后被寄养在朋友家。
史静仪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一直在寻找陈乔年的这根独苗，可惜，直到死时她也没能见到这位失散的女儿。
史静仪后来所生的女儿李湘生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历经万难后终于找到了陈鸿的下落。此时的世人才知道：作为革命后代的她，竟参加了新四军，她和先辈们一样，成为了坚定的革命者。
因为陈鸿是新四军离休干部，退休后的她受到了特殊优待，她的生活一直美满幸福。陈鸿的故事，是陈乔年故事的延续，她的存在，也算给了陈乔年在天之灵一丝安慰。
陈鸿与母亲史静仪对比图
更值得一提的是，见到陈鸿所生的四女一子后，人们惊奇地发现：几个孩子中，有两个女儿长相酷似陈乔年，有一子一女长相则像极了陈延年。若深爱哥哥的陈乔年知道这结果，他定然会倍感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