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聚起来阅读的油画为《在若弗兰夫人沙龙里诵读伏尔泰的悲剧〈中国孤儿〉》,此画现收藏在曾是拿破仑和约瑟芬的乡间城堡——马尔梅松城堡博物馆内。
中国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公认是以元杂剧《赵氏孤儿》作为起点的，其法译本最早出现于1735年法国巴黎出版的一套四卷本的汉学丛书《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此书是当时耶稣会汉学研究的结晶，刊登了大量耶稣会传教士的稿件。负责为书搜集稿件、把关内容的是一位常年扎住在巴黎的耶稣会传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 Du Halde，1674-1743）。当时，耶稣会的稿件从相隔千里之外的中国源源不断地流向巴黎，杜赫德负责收集汇总，并裁度汇编成书。这套书的价值很大，因为它凝定了17世纪自利玛窦开始至18世纪中后叶耶稣会中国研究的主要成果，奠定了法国在早期汉学研究领域中遥遥领先的地位。杜赫德虽不通汉语，但这却不妨碍他的这套书为法国汉学做出巨大贡献，伏尔泰就称赞其“编纂了一部内容丰富的关于中国的佳作，堪称举世无双”。《中华帝国全志》卷帙浩繁，主题包罗万象。总的来看，我们不妨把是书向西方所传递的“中国知识”大致分为两类：其一是耶稣会士经过理解消化、阐释而来的中国地理、历史、政治与文化知识，而另一类是书中篇幅不大，但却意义非凡的中国文学翻译。历史上，《赵氏孤儿》的译文最早正是出现在这套皇皇巨著的第三卷第三三九-三七八页间，其译者是当时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马若瑟（Joseph-Henry Marie de Prémare，1666—1736）。
《中华帝国全志》（1735）《赵氏孤儿》译文首图
马若瑟其人和他的汉学研究
马若瑟于1666年出生于法国瑟堡（Cherbourg），通过耶稣会严格的教育与选拔之后被派往中国传教。若以抵澳门计，他初到中国已经32岁。他来中国前完全不懂汉语。到了中国之后，马若瑟才一字一句地开始学习汉语。当时中西交流规模有限，他的外语学习条件对比现在可谓简陋之极，甚至几乎没有可堪咨用的词典。他初到的江西又属于赣方言区，一个人面对完全陌生的人和语言，只能一步一步摸索着来学习。在《经传议论·自序》中，他就不无凄苦地描述了这一过程：“既至中华，口吃目瞀，一字不识，一言不出。乃不辞反孩提之童蒙。有人在旁，指著天曰天，指地曰地也，指人曰人也，瑟也欣欣然从之，而不积跬步不敢离。”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马若瑟的汉语到了极高的水平。马若瑟甚至还动手写了一篇专门供中国人看、鼓动中国人皈依天主教的文言短篇小说《梦美土记》，其文辞之优美，读来令人很难料想到出自于一个18世纪外国传教士之手。其时，与马若瑟共事的中国法国传教区的第三任会长殷弘绪（F.X. D’Entrecolles，1662－1741）形容马若瑟“才华横溢……能力极为出众……尤其适合做有关中国学问的研究……堪称是我们所有神父中最有资格获得桂冠的人”。可见，后世称马若瑟为“早期汉学三大家之一”绝非过誉溢美之辞。
如果仅从语言水平上来看，马若瑟完全具备了翻译《赵氏孤儿》的能力基础，那么他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翻译《赵氏孤儿》的？这个问题就要从他的汉学研究说起。马若瑟的中国研究，现代学术界归之为“索隐派”。所谓的“索隐”，指的就是从中国古书中深入探寻，找到与基督教相印证的痕迹。马若瑟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也很深，这在当时科学性普遍上升的欧洲学界看来是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举。由于在某种程度上这类研究还动摇了基督教的权威性，因此他又不免遭到了耶稣会上层的排斥，其结果就是他辛苦写出来的文章著作到处碰壁，根本无法在欧洲发表。对此，作为汉学家，马若瑟当然是痛苦的，为了突破这种学术上的重围，他放弃了寻求耶稣会人士帮助的念头，转向了与耶稣会没有联系的世俗汉学家。因为阅读文献，一位名叫福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1745）的巴黎汉学家成为他的理想人选。马若瑟曾煞费苦心写了一部《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虽然这是部纯为学术的书，讲的是与“索隐”无涉的汉语语法，但却因为他的“索隐”研究而受到殃及，一直未能在欧洲发表。马若瑟深知这部书对于确立自己在法国汉学界的地位意义重大，亦可能为其已陷在夹缝中的“索隐”研究找到继续生存的空间。因此，他一直与福尔蒙保持着通信关系，希望能借助他的力量在巴黎出版这本书。为了说服福尔蒙《汉语札记》的价值，马若瑟给他随函寄去了一部《元曲选》，为每一部戏曲都编了号，并且说到，“对第八十五号，相较其他剧本，更为用心，因为这是我为您翻译的。”马若瑟还描述了自己理解文本的过程：如中国人一般为杂剧标上句读“并不如人们说的那么简单”，他“在书上留下的那些修改的笔迹就说明他自己也经常搞错”。除此之外，马若瑟还谈到他为原文编了页码序号，并与译文取得对应，以便与福尔蒙做汉法对照之用。马若瑟于1724年受雍正禁教的影响，从九江被流放至广州一隅，翻译《赵氏孤儿》的时间是1731年。和福尔蒙更早的一些通信中，他说到了自己数次祸患中风，健康急剧衰退的状况。时年65岁的马若瑟无疑已是风烛残年，但中法之间的通信一个来回却需要整整一年，在生命的倒数第五个年头，他在跟时间赛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部语法研究著作的出版，福尔蒙正是他当时寄托希望最深的一个人。也许也是为了取悦福尔蒙，早早敲定出版事宜，马若瑟在写给他的信中的口吻很谦卑，他甚至把译文慷慨地双手奉送：《赵氏孤儿》“将既是我的作品，也是您的作品，如果您判断这部作品值得出版，您可以您的名义出版，而不用担心有人指控您偷窃，因为，朋友之间一切都是共有的，因为我把它给您了”。话语至此，已经非常清楚了。马若瑟其实并不重视《赵氏孤儿》译文，他之所以翻译《赵氏孤儿》，真正的用意是让福尔蒙理解与认识《汉语札记》的价值所在，提供给他的一个展示自身学习成果的样本和范例。至于译文的最后怎么处理，并不是他的重点，不在他关心的范围之内。对于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的原因，学界的研究不可谓不深，有的学者从《赵氏孤儿》的悲剧内容出发，找到其中的牺牲的情节与马若瑟宗教身份之间的勾连，而有的学者的眼光更宏观一点，倾向于从《中华帝国全志》中文学篇目总体的道德说教性出发。这些研究当然都是从一个视角为《赵氏孤儿》的译因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无论怎样，马若瑟翻译《赵氏孤儿》最直接的动因在于说服福尔蒙，加速《汉语札记》的出版，至于他个人文学修养与《赵氏孤儿》本身的悲剧美学特质则只能退居其次。马若瑟70年的生命终究没有等到《汉语札记》的出版，这部语法著作被福尔蒙束之高阁，它的出版是近百年后19世纪的事情了。1735年，《赵氏孤儿》译文随《中华帝国全志》在他逝世前的一年出版的消息，也极有可能因为中法海天相隔而没能被他知悉。他为译文草草地划写了一个命运，但因缘际会，《赵氏孤儿》在整部《中华帝国全志》中却大放异彩，成为西方民众赏读，戏剧家着力改编的对象，进而成为18世纪诠释欧洲“中国热”的最佳注脚，这肯定是他生前料想不及的。
《经传议论·自序》（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编号：中文7164）
一桩译史迷案中的因缘际会
当时的广州专门负责与海外通商做贸易的“十三行”就有法国皇家东印度公司的商船，马若瑟译完之后，就将译稿连同两封信委托回巴黎的两名耶稣会同道布罗塞（Du Brossai）和杜瓦拉莱（Du Vela?觕r）带给福尔蒙。两位同道收了译文与信函，坐上船回到法国。经过海上航行，译文终于在1732年6月抵达巴黎。马若瑟很清楚，自己写的材料一踏上欧洲土地，就不免遭到教会审查，所以他对译文与信件并不设防，他在译文的附言中就说到，“交给布罗塞和杜瓦拉莱的译文册子，我根本没有任何可隐瞒的，因为我对他们没有可隐瞒之处，他们如果在旅途中阅读了，我也很高兴。”确实，马若瑟对于译文的心态很开放，《赵氏孤儿》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没有必要保密。
既然译文原本是要连同信件交给福尔蒙的，那到底为什么又被杜赫德捷足先登？这本是一桩译史迷案，具体的情况除了当事人以外恐怕再无人能讲清楚。译文在《中华帝国全志》中刊登出来以后，福尔蒙看到以后很是气愤，在自己1742年的一本汉语语法著作中指责杜赫德截获信件，窃取译文。面对指控，杜赫德做出了回应，说自己手上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马若瑟或其他传教士写给福尔蒙的信件或材料；是杜瓦拉莱给他提供的译文，并把它借给了自己，他“完全是从杜瓦拉莱手中取得译文的”。杜赫德的托词显得非常谨慎，用一“给”一“借”就把责任推至杜瓦拉莱。我们对此完全可以设想两种可能，其一是杜瓦拉莱主动把译文连同信件交给了杜赫德。耶稣会有严格的通信制度，杜赫德是耶稣会中有名望的人，把材料交给他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现在看来，杜赫德担任文稿审查任务的可能性不大。杜瓦拉莱拿到译文之后因为译文的价值而主动提交给杜赫德供其出版似乎也显得很牵强。而另一种情况就是杜赫德主动追索马若瑟的译文。随着译史研究的深入，这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学者李声凤研究了当时法国的另一位布吕玛神父（Pierre Brumoy， 1688-1742）的私人通信，信中透露的与杜赫徳之间的交往情况，为我们大致描述了《赵氏孤儿》译文获得出版最有可能的事实经过：1732年6月间，杜瓦拉莱与杜布罗塞将《赵氏孤儿》译文与信件一同带到巴黎，这些材料原本受马若瑟委托应转交给福尔蒙。但是中国戏剧译文抵达巴黎的消息在学界迅速传开，译本甚至连一位“乡间夫人”也读过了。在布吕玛的告知下，杜赫徳找到两位神父，在福尔蒙之前率先取得了译文。看到译文之后，杜赫德深知这是整个欧洲都还完全没见过的稀罕之物，就决定在自己的书里刊印出来。显然，《赵氏孤儿》的出版看似因缘际会，但在冥冥之中却又有其必然性，18世纪法国对于中国戏曲的强烈兴趣是译文出版背后的那只“看不见的手”。
就这样，三年之后《赵氏孤儿》在欧洲“粉墨登场”，与欧洲读者见了面，开启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史。
杜赫德对收入《赵氏孤儿》的确是没任何准备的，否则考虑到中国戏剧足以引起读者的好奇的功用，他不会在这套书出版前接受预订的广告中对此一言不发的。杜赫德在没有取得马若瑟或福尔蒙同意的情况下，把译文收入到了《中华帝国全志》确实有偏失之处。但如果考虑到《赵氏孤儿》并不是《中华帝国全志》中第一次收录的马若瑟稿件（法国汉学家蓝莉确定至少有60篇，除了《赵氏孤儿》还有八篇《诗经》译文）。在某种意义上，杜赫德擅做主张是建立在他与马若瑟早已建立通信关系基础上的因徇常例。公允的说，杜赫德做了一件改变中国翻译史的好事。马若瑟到后来才明白，福尔蒙原来自己也有一本他的汉语语法书有待出版，自己的书早已经被束之高阁了，在他看来《赵氏孤儿》虽与《语法札记》相比无足轻重，但想要出版也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情，即便出版，我们今天看到的也许就是福尔蒙的署名了。
300年前的“急就章”现读来依然准确独到
马若瑟在给福尔蒙的信里面讲自己的译文是一篇“急就章”（fort à la hate et currente calamo），然而公允地说，现在回看马若瑟近三百前的翻译，其译文依然不失准确精到，戏曲第一折有一幕，公主见她的丈夫、驸马赵朔已经被“三搬朝殿”赐死，自己怀上了“赵氏孤儿”，屠岸贾还却不肯放过她们母子，还要赶尽杀绝，心情之沉重不言而喻，于是再次上场的时候就以诗的形式这样说道：“天下人烦恼,都在我心头。犹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马若瑟的译文是：“Il me semble que les maux de tous les hommes sont renfermez dans mon c?覺ur”。用汉语回译是这样的：“似乎所有人的痛苦都被藏在我心里”。“烦恼”两字被马若瑟转换为了“痛苦”。试想，公主的处境险象环生，有失子之虞，又岂止“烦恼”二字？中国戏曲语言含而不露的表现方式决定原作者纪君祥不以“痛苦”之意直抒，但是翻译到法文，这种含蓄的字眼直译所产生的效果就未必尽如人意。马若瑟很可能意识到这点，他对此理解分毫不差，同时也将自己正确的理解反映到了译文之中，颇有点译透纸背之力。至于后面那句，纪君祥把愁思比作雨丝绵绵，马若瑟很可能认为这样寓情寓景的话语于读者理解剧情无益，他也无法在译文中重建隐喻关系，即便译出，跳脱到“雨”反倒会成为阅读的负累，也就索性略去不译了。
爱尔兰剧作家阿瑟·墨菲(Arthur Murphy)被马若瑟翻译的《赵氏孤儿》所吸引，参考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创作了他的戏剧作品《中国孤儿》，图为剧中勇敢的女性曼丹（Mandane)戏剧舞台造型，由玛丽安·叶慈太太 (Mary Ann Yates）扮演
如果必说这篇《赵氏孤儿》有缺憾，那就是这部剧中用来唱的曲词部分没有完全翻译出来。杂剧的曲词本是从宋词衍发而来，再加上曲调的平仄规律，比词难工。可以料想，唱词对于外国人而言理解起来不简单，但马若瑟的汉语水平既然超群，又如何没有翻译曲词？曲词重在抒情，如若翻译成法文，即便意思清晰明了，也难免造成整部戏剧展开的节奏停滞。也就是说，抒情一多，必损戏剧的情节。《赵氏孤儿》以悬念取胜，马若瑟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故事为中心的，所以他只翻译了类似于当今话剧的对话部分的宾白，对于抒情为主的曲词没有翻译，亦是情有可原的。再加上《赵氏孤儿》的宾白本就比一般其他的元杂剧要多，曲词就算不翻译出来，译文也可取得完整的意思，自成一体。其实，凡是仔细校对过译文的人都可以发现，马若瑟对曲词也不是完全不著一词的，一些跟剧情有粘连部分的唱词还是被他翻译了出来。如公孙杵臼在自己的家里，等着屠岸贾来问罪，就有这样一句：
原文：
【双调】【新水令】我则见荡征尘飞过小溪桥，多管是损忠良贼徒来到。齐臻臻摆着士卒，明晃晃列着枪刀。眼见的我死在今朝，更避甚痛笞掠。
马若瑟译文：
（Il chante.）Quelle poussière s’élève? Quelle troupe de soldats vois-je arriver? C’est sans doute le voleur; il faut me résoudre à mourir.
笔者回译：
（他唱）为什么尘埃扬起来了？我看到的那群士兵，是干什么的？可能来的是一群强盗；我该下定决心赴死了。
纪君祥由景及“我”：公孙杵臼看到奸恶之人来到，远道处扬尘起灰，兵士刀枪已现，自己凶多吉少。细看马若瑟的译文，他首先以“我唱”起头，其功能上大致与杂剧的曲牌名相似，告诉读者下面的话有别于一般的对话，是角色唱出来的。翻译的时候，他不舍“尘”的意象这一细微之处，也把“我”的叙述更深地拓展开来了，译文连用两个反映心中思忖的问句来对应原文中直陈语气的唱词，反映了公孙杵臼从不安到坚定的心理变化，译文读起来比杂剧显得更富有心理波折。于是，公孙杵臼沉着冷静的形象中平添了一丝内心的波澜，译文彷佛走入了人物的内心一般，读来颇有西方戏剧之感。此处可见译者的翻译多少还是要受到目标语本身的文学范式特点的影响，戏剧翻译也不逸出其外。
马若瑟曾担心自己译文不当会遮蔽《赵氏孤儿》，在写给福尔蒙的信中他说到：“我希望，这些（笔者注：指翻译的风格与语句结构）都不会阻碍您感受到充满在这篇作品的中的美与伟大的情感”。《赵氏孤儿》的翻译尽管也并不是无可挑剔，但其戏曲翻译尝试的精神却十分可贵，是译史上的一座丰碑，马若瑟也因而是中西戏剧交流史上最早的摆渡之人。大文豪伏尔泰在他根据《赵氏孤儿》改编而成的《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的《献词》（Epitre）中就这样评价这篇译文：“《赵氏孤儿》是一部珍贵的大作，它使人了解中国精神，胜过人们已经做过的以及将来要做的关于这个大帝国所有之陈述。”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代，《赵氏孤儿》在西方首次彰显了中国人与黑暗势力坚决斗争，为正义事业前仆后继的英勇形象，第一次在海外奏出了中国人的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