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人们以康德1770年的教授就职论文《论感觉世界与理智世界的形式和原则》为标志，将康德哲学划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

康德前批判时期的思想是属于莱布尼茨—沃尔夫学派。受到休谟的启发，康德开始走上了批判哲学之路。他曾经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的独断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使康德深入到了科学知识的基础问题，那么可以说卢梭对于启蒙主义的反思则使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和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他说：“卢梭纠正了我，我想象中的优越感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除非我的哲学恢复一切人的公共权利，我并不认为自己比普通劳动者更有用。”

1 康德哲学的问题

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也就是德国古典哲学所面临的问题，这就是理性、自由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形而上学问题。

1.1 理性的危机

休谟的怀疑论不仅使经验论企图通过对经验的概括归纳获得有关自然法则的知识这一理想最终破灭了，而且也使唯理论陷入了困境：唯理论试图从理性固有的一些天赋观念推演出人类的全部知识，而休谟却证明理性所固有的观念仅与自身相关而与外在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不仅不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作为科学知识之基础的理性本身也发生了动摇。

1.2 自由的衰落

由于近代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要是一种科学理性，这就使哲学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之下形成了一种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哲学家们试图将科学方法推及到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相信无论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统统服从于统一的法则，就是自然的因果律。因此人与自然万物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架机器。这就使理性与自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卢梭以独特的方式揭示了启蒙主义这一内在矛盾。他认为，文明、科学、社会越是进步，人的自由和平等就失去得越多。

1.3 形而上学的名存实亡

形而上学被人们看做是解决一切哲学问题的基础和前提。由于形而上学一向标榜科学，或者说它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如果形而上学不能被证明是科学，那么人类知识的大厦就面临着失去基础的危险。然而现在哲学正处于形而上学问题陷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论中，令人实在无法在它之中找到一丝一毫科学知识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的理想缔造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将我们迫入了有可能丧失自由、泯灭人性的困境之中。

这就是康德所面临的哲学问题，我们可以概括为“在一个严格遵守自然法则的世界上，人究竟有没有自由，有没有独立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

2 哥白尼式的革命

在认识论问题上，康德主张“调和”经验论和唯理论。但是这样一来我们便陷入了两难的困境，康德用一句话把这个难题摆了出来：我们如何能够先天地经验对象？

如果按照形而上学关于知识的传统观念，亦即知识必须符合对象才能成为真实可靠的知识，而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证明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于是，康德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观念：如果知识必须符合对象这条路走不通，不妨像哥白尼提出“日心说”那样换一个角度，把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看一看让对象符合知识亦即主体固有的认识形式会有什么结果。

在康德看来，问题由此便得到了完满的解决：一方面，我们的知识的确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另一方面，进行认识活动的主体本身亦具有一整套认识形式，由于这些认识形式在经验之先并且作为经验的条件而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因而便使知识具有先天性或普遍必然性。换言之，经验为知识提供材料，而主体则为知识提供对这些材料进行加工整理的形式，知识就其内容而言是经验的，但就其形式而言则是先天的。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由此得到了证明。这就是被人们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康德哲学革命。

“对象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这一理论的消极方面：如果对象必须符合主体的认识形式，那就意味着事物对我们来说被划分成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主体的认识形式所认识的事物，即“显象”；另一方面是未经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在认识之外的“事物自身”、“物自体”。也就是说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虽然构成了知识之普遍必然性的根据，但是亦限制了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我们只能认识事物对我们的显象而不可能认识事物本身。（由此，自然科学是可能的，但不是完全可能的，而形而上学是绝对不可能的。）

积极方面：虽然认识形式的限制体现了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但是另一方面它也表明在我们的认识领域之外还有一个不受认识形式限制因而可能是无限自由的领域。于是就为理性的另一种能力亦即实践能力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天地，这就意味着在认识形式限制之外的一切都具有了自由的可能。

同样，人和事物一样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服从于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在这个领域中他是没有自由的；另一方面人又是“人自身”，具有不受自然法则限制的一面。假如我们无限地扩张理性的认识能力，其结果势必把一切都变成了必然的东西而使人失去了自由，而当我们限制了理性的认识能力之时就为自由保留了一片天地。所以康德认为我们有必要限制知识，以便为信念留地盘。

由此可见，康德的哲学革命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它通过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另一方面则通过对认识能力的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而且这后一方面真正体现了康德哲学的根本精神。

3 批判哲学

康德要证明“哥白尼式的革命”是正确的，那就必须考察理性本身，证明人类理性的确具有一些先天的认识形式，这项工作称为“批判”。

康德解释了“批判”的含义：所谓“批判”不是对书本或者理论学说的批评或驳斥，而是对理性之认识能力的“分析”，其目的是最终确定形而上学的命运。也就是说，“批判”就是对理性的分析和考察。

“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康德的意图是通过对科学知识普遍必然性的来源的分析确立一种衡量知识是否是科学知识的一般标准，然后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形而上学，看一看它有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

康德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是其哲学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他对理性的全部领域进行了考察，进而形成了由三大批判组成的批判哲学：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主要考察理性的认识能力，康德称之为理论理性；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考察理性的实践能力或意志能力，康德称之为实践理性；第三批判《判断力批判》考察的判断力则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起沟通作用的中间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