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父亲名叫邓绍昌，生母淡氏育有5个子女。邓小平是家中长子，排行老二，父亲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贤。1911年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出生，出生时取名邓先修，排行老三。
1931年4月，20岁的邓垦告别父亲邓绍昌，前往上海暨南大学求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邓垦从同乡胡伦从处获悉，哥哥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经过多种途径打听，他一直没有找到哥哥。无奈之下，他发现许多人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于是，他也花了两块大洋，在1931年5月3日《时事新报》的第三版上登了一个寻人启事： “邓先贤兄鉴：弟已来沪，希见报速至法租界萨坡赛路辣裴德路口普庆里五十七号一晤。弟先修启。”
《寻人启事》刊登之后，邓垦依然没有收到哥哥的任何消息。其实，邓小平看到了这则《寻人启事》，但是他不敢轻易接触弟弟。他担心，这是特务的一个陷阱。对于11年未见弟弟的邓小平而言，这并不是多虑。早在1927年，他从苏联回国，辗转来到武汉后，便改名为小平。1927年8月后，他随同中共中央机关搬迁到了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当时，他负责安排中央机关的各种会议、联络事项，而且知道许多秘密联络点。1931年4月，邓小平刚从赣南崇义红七军回到上海汇报工作，当时许多特务正在追捕他。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中共中央为了保护党组织不被破坏，严令所有的地下党员，不准照相、不准去剧院和电影院等人多的地方，甚至有时夫妻之间也要相互保守党的机密。尽管如此，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还是让中央机关几次遇险，虽然寻人启事是真的，但邓小平依然有所顾虑，不能贸然与弟弟取得联系，因为弟弟为了找他公开登报，那么特务也会注意到这则《寻人启事》。
在特务如麻的上海，邓小平曾经两次遇险。第一次发生在1928年，邓小平、张锡瑗夫妇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一次，中共中央特科获悉，敌人发现了他们的住所，要来搜查，便通知周恩来等人迅速搬走了，但未通知到外出的邓小平。结果，敌人正在房子里搜查，邓小平正好回来敲门。幸亏有个潜伏的地下党也在屋内，答应了一声来开门。机警的邓小平发现声音不对，立即就走了，未被抓住。同年，他第二次遇险。当时，邓小平和罗亦农刚接完头，前脚刚离开后门，敌人便从前门破门而入。邓小平出门后，在中央特科一个扮成擦皮鞋的同志的掩护下，不动声色，迅速离开了现场。而未来得及撤退的罗亦农不幸被敌人捕杀了。邓小平正是凭借危急时刻的机警、冷静，多次脱险，但战友的鲜血也让他更加小心谨慎，这也是他不能马上和弟弟相见的原因。在经过中央特科的多次秘密侦查之后，邓小平用特殊的方式和弟弟见了一面。
这一天，邓垦正在租住地和老乡聊天，突然听到有人敲门： “邓先修在吗？”邓垦看了半天，发现来人是一位身穿布长袍、头戴礼帽、脚穿皮鞋、穿着西装裤的壮年人。这种打扮在上海十分流行，虽然有11年未见面了，但邓小平大概的轮廓未变，邓垦知道是哥哥来了。
两人没有多话，邓小平立即叫弟弟跟他走，邓垦跟着哥哥一起来到四马路。四马路是一条文化街，书店、茶社很多，是比较掩人耳目的一条街。兄弟两人来到一个嘈杂的茶社。邓小平预先订好了一个房间，他把弟弟带到房间里，和茶房打了个招呼，茶房便马上开了门让他们进去。到了房间后，邓小平简单地向弟弟询问了家里的情况和到上海的打算。邓垦说母亲在1926年逝世了，父亲身体还好，他是来暨南大学求学的。简短的叙聊后，邓小平叫弟弟赶快搬家，然后留给弟弟一个通信地址，说： “你以后写信到这个地址，告诉我你的新住宿地，我便来找你。”
之后，邓垦接触哥哥的机会多了起来，他看到大哥平时工作时，都是以打麻将为掩护。别人一听他们在“噼里啪啦”地打麻将，也就不注意他们做什么了。到了7月，邓小平告诉弟弟他要离开上海了。邓垦告诉哥哥，自己已经参加了一些革命活动，他打算和大哥一起革命。邓小平说： “你刚来还不熟悉，先介绍你到赤色互济会去。那是一个国际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救济监狱中的同志，写信安慰他们，募捐筹款，送吃的，先做一些这样的工作。”邓垦很快就听从哥哥建议，参加了赤色互济会。
1931年7月，邓小平去了江西中央苏区，兄弟两人再次失去了联系。1934年10月17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了《伪都瑞金已克复》，通过这个新闻，邓垦估计大哥已经随同红军撤离了江西。
（本文节选 文史春秋 作者 赖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