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总司令
纵观朱德的一生，他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牌”。
朱德总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紧随先进潮流，为探索中国出路而奔走。在军事指挥中，朱德把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团体、不同思想的人群聚集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以“团结”为核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事统一战线思想。“统一战线因团结而生，靠团结而兴。”
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扎根于灾难深重时期的中华大地，是在关注国际国内大局的情况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军事与统战紧密结合，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灵活运用到军事指挥中形成的成熟理论典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关于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的主要内容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统帅，朱德既注重自身实力的发展，也非常关注与外界的联合，他在革命实践中积极发展统一战线思想，使得统一战线思想在军事领域进一步发展。朱德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阶段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他们发现统一战线思想和军事指挥的有力结合，正是朱德领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和武器。
（一）关于大革命时期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
朱德在大革命时期主要的统战活动是从1926年其回国后开始的。学者们认为，朱德在云南的学习和革命实践，是其人生历程的重要阶段。
在云南讲武堂和滇军中的革命经历为朱德积累了较高的声望和丰富的人脉资源，刚从国外回来的他便申请了到四川万县对杨森进行北伐的相关统战活动。
朱德主动请缨先期入川，积极策反军阀杨森，为后来的泸顺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在紧急时刻解救了起义突围出来的官兵，为后来南昌起义的发动与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经验。
王志平则认为，朱德改造杨森及其军队是有成效的，当泸顺起义失败后，杨森并未趁火打劫，既给军饷又让出开江作为暂时防地，这与朱德的统战工作密切相关。
朱德在大革命时期的军事统战工作，既完成了党中央的既定目标，使杨森改旗易帜，又在南昌做了大量的军事准备工作。在此过程中，朱德逐渐展露出军事统一战线中的一大特色，即懂得如何运用滇军旧有关系，保存革命力量和扩大党的影响力，这也成为朱德后续统战工作的先声。
（二）关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
这一时期的朱德在统一战线领域崭露头角，他在南昌起义的前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同时在长征途中积极发展其民族统战思想，丰富了军事统一战线思想。学者们的研究具体表现在：关于南昌起义前后的研究。钟爱保和宗妍发现，朱德在南昌起义前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和南昌市公安局局长两个重要职务，使朱德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各项工作。朱德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收集南昌城内情报，在起义前夜为了拖住敌人宴请滇军团长，得知叛徒告密后将消息告知贺龙，使得起义提前打响。
马硕也认为，朱德在江西滇军中的相关活动，保证了南昌起义的顺利爆发，使起义军畅通无阻地通过滇军防区，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庹平考察朱德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的贡献，得出其对缔造人民军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结论。
张廷益的结论是朱德在南昌起义过程中起到的特殊作用是他人所不能代替和企及的，并且率先为中国人民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总体上，学者们认为朱德在南昌起义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和贡献都比较突出。
面对南昌起义后的严峻形势，朱德冷静分析，开启了与范石生具有典范性的合作。
蒲定海分析了朱德与范石生合作的可能性，认为两军地域最近，便于起义军隐蔽和两军联系；范石生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是其合作的政治基础；两人之间有旧交，是其合作的思想基础；范部同我党早已有统一战线联系，是其合作的组织基础。通过以上分析，蒲定海认为这次合作是正确的，适时的。
吴敏先与吴奉文也认为，朱德深知敌人营垒中关系的复杂性，巧妙地利用这一裂痕，开创了一种崭新的军事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谭献民、王军辨析了1927年朱德与范石生在汝城的谈判，认为这是中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国民党的首次统战胜利，并发现朱德巧妙地利用与范石生的合作关系，使南昌起义的革命队伍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后,又一次获得了生存、发展、壮大的条件，从而保住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
蔡永飞则认为，朱德把个人关系作为革命资源、用人格魅力真诚交友、坚持革命利益至上的原则，促成了与范石生统一战线的形成，体现出运用统一战线法宝的卓越智慧和显著特点。
江泰然通过研究朱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江西的军事理论与实践，得出朱德作为湘南起义的领导人，凭借着丰富的军事实践，运用军事统一战线理论，保存实力的同时也扩大了自己武装力量的结论。
朱清兰进一步发现朱德的统战实践为湘南暴动、井冈山会师奠定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坚实基础。
2.关于长征时期的研究。
第一，关于朱德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1934年，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关键时刻，周恩来，朱德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积极争取陈济棠的让路，为红军主力突围打开成功的通道。王新生通过研究得出结论，周恩来、朱德抓住时机，未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以灵活、务实的方针指导谈判，达成了协议，从而为中央红军通过前三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惨重损失。
在中央红军进入川、滇、黔三省后，蒙秀琼认为，这些区域与朱德早期革命的区域大体一致，朱德熟悉此区域的地情、军情、民情，据此运用娴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为红军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胜利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李翠、刘本良考察朱德此时的统战特点发现，朱德通过公开信和单独写信的方式，增强川军将领的民族意识并激发其爱国热情，使红军在四川境内阻挠甚少，不仅为团结川军完成抗日大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为瓦窑堡会议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第二，关于朱德对少数民族的军事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5月中央红军进入彝、藏少数民族聚居区，面临接踵而来的新问题。代维认为朱德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揭示了红军的一大历史任务不仅要解放各弱小民族，而且要坚持各民族平等，这些实践和探索为后面部队向民族及宗教问题更为复杂的藏区行进提供了范例。
尹仑则认为，这些政策体现了朱德的民族政策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针对具体地域、民族提出的，但为后来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李荟芹进一步认为，朱德在与甘孜藏族上层代表格达活佛的交往中，使红军获得了休整并补充了粮食和骑兵，使党初步认识到对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进行统战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是党的统战工作理念和政策层面发生重大调整的初步尝试。
徐万发和钟金慧通过考察朱德与格达活佛的交往来说明红军本身为穷苦大众谋幸福的宗旨与民族政策，剖析了藏民对“红军—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反映出藏区藏民认识了解共产党思想、走向革命的历程。
学者们挖掘史料，从不同角度论证朱德的贡献。他们一致认为朱德在此时期，一方面团结地方势力，为红军突围提供便利，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另一方面，面对不同统战群体，积极调整统战思想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同形式地发展其军事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在实践中的产生与运用，补充了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的内容，也丰富了党的统战理论与实践。
（三）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朱德在实践中思考总结、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并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面。
1.关于朱德在实践中思考并总结军事统一战线的研究。康大寿在解读1938年朱德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抗日游击战争》时，认为朱德对游击战争的统战性质、宣传和组织作用、团结群众和瓦解敌军作用等，分别进行了详细阐述，具有丰富的军事统一战线思想。
谢增寿发现朱德从大革命时期只做上层工作，失败后又只做下层工作中进行反思，得出两者都要关注的结论，特别是对那些有实力且愿意抗战的地方派，要在不失掉原则的前提下采取不同的策略和办法开展工作。
辜堪生和冯维东进一步发现，朱德在执行中不断进行理论思考，坚持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地位；在实际运用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发挥爱国华侨的积极性，完善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庹平总结朱德在抗战时期对党的贡献，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党要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体，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宣传新三民主义，以确立和巩固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作用和地位。
2.关于朱德在实践中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研究。
1937年，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朱德带领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在指挥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吕晓健、刘鹏认为朱德在山西抗战期间倡导、建立、发展和巩固了党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现了一个战略家的广阔视野，既有面对友军的仁厚大度，又有针对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智慧策略，为党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陆仁权则认为，朱德在山西主动会晤阎锡山、卫立煌和许多国民党将领，同时给国民党军队做报告，派人与友军进行联欢，扩大了抗日队伍。他还持续不断地在八路军内部教育广大将士，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既弘扬了民族精神，又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
杨超进一步细化了朱德为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所做出的具体贡献：配合友军以共同抗日，动员民众以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指导新军以增加抗日的中坚力量和以斗争求团结力保统一战线不破裂。
卓人政则把朱德在抗战中维护和巩固统一战线的统战方式进行了总结，包括拜望、探望、交谈、指挥作战、致信函、带信、代问候、作诗唱和、指派代表等，这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内涵。
3.关于朱德在实践中以世界眼光完善统一战线的研究。
朱德在维护和巩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不忘积极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民族的支持，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任鸣皋认为正是有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推动，朱德向正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尼赫鲁发出呼吁信，促成了印度派遣医疗队援华。
朱德在维护和巩固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时，不忘积极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国家与民族的支持，对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任鸣皋认为正是有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推动，朱德向正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尼赫鲁发出呼吁信，促成了印度派遣医疗队援华。
张牧云认为，抗战初期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颁布优待俘虏的六项命令，支持建立“日本人民的统一战线”，对于瓦解日军、帮助在华日本人进行反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朱德于1941年领导筹备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不仅总结了东方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的不同形式、阐明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为谁而战”这样的重要问题，还倡议将“东方反法西斯阵线”与“西方反法西斯阵线”联合起来。
曲峡、于志亭对1941年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进行整体研究，认为朱德在大会上的总报告系统阐述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法及策略。
梅枫则认为朱德在报告中对东方各民族的根本任务、如何建立日本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如何取得抗战胜利等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
由于这两篇文章是对东方反法西斯代表大会的整体介绍，朱德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思想只是作为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阐述，但它对东方各民族联合起来反抗日本法西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朱德既着眼于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维护，又着眼于东方各民族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国内国际两个战略共同对待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朱德的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不断得以完善和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以开放的眼光统筹国内国外抗战大局，对党的统战理论和实践工作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四）关于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军事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研究
古琳晖通过研究发现，朱德在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泽东进行军事统战战略的转变，作出“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同时并举”和采取公开劝降的办法，积极争取成建制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或接受和平改编，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朱德参与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亲自投身于军事统一战线实践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王安平在考察朱德军事统战思想时指出，朱德及时利用在滇军中的威望和同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关系，开展争取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工作。1946年5月潘朔端将军在辽宁海城的起义、1948年10月曾泽生率部队在长春的起义，都是朱德军事统战理论和实践的成功案例。朱德在军事领域特殊的经历使得他比其他领导人在军事统战方面更能做出突出的贡献。关于这一时期的学术性研究文章较少，研究较为薄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