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廉希望公司能有间母婴室，但并不敢贸然跟人事提出要求，“毕竟我们只是小众群体，”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哪里不对，每个女职员都有做母亲的可能性，“如果能有个母婴室，会觉得自己作为女员工更被尊重。”
一名可爱的宝宝幸福地依偎在妈妈的肩膀上睡着了。图/IC photo
文丨新京报记者 侯庆香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陈荻雁
►本文5706字 阅读10分钟
选择成为母亲，选择坚守职场，选择母乳喂养。这看似稀松平常的三个选项，直到做母亲的第七个月，王廉才体会到艰难。
产假马上休完，她才意识到职场女性为何常常被拷问“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没人告诉过她要怎么一边不耽搁工作，一边哺育孩子。
去上班，那母乳怎么办？带着焦虑，她逛了一圈母婴论坛，学到了一个新词，“背奶妈妈”——在公司吸奶，下班带回家。
尽管听起来陌生，但似乎是最优解决方案。成为母亲后，她已经渐渐习惯面临种种陌生挑战。
一场“战斗”在她返回岗位的第一天拉开了帷幕。战场上除了她，还有不计其数的母亲。
颠沛流离的母爱
早上八点，如果留心观察，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背奶妈妈是很容易分辨的。她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格外多，除了上班必需的物品，还要带上用来冷藏母乳的冰包、电动吸奶器、洗刷用具、哺乳巾、储奶袋等等。
王廉在青岛的一家体育用品公司工作，公司规模不小，接近百人，生育之前，她觉得自己的工作不算太忙，朝九晚五，双休，已经是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了。自从做了背奶妈妈，尽管由于刚休完产假，工作量暂时只有之前的一半，她还是感觉自己成了突然被拧紧的发条，转得晕晕乎乎。
晚上的睡眠被分成很多段落，至少每三小时要给孩子喂一次奶，一夜要起来三到五次。上班期间，一般每2-4个小时需要吸奶一次，每次吸奶大约用时半小时，生活像她的身体一样被挤压。
夜晚睡眠不足，白天的吸奶又占据了工作时间，困乏让她感觉自己脑子运转缓慢，遇到需要集中注意力的工作会感觉十分吃力。有时领导布置紧急工作，她会尽量几小时不休息不喝水不上厕所，领导说没问题的那一刻才长舒一口气，马不停蹄跑去吸奶。同事看她拿着大包小包往外走，有时会调侃，“又去做饭啦？”
公司没有母婴室，最开始，她找到了一间废弃厕所，空间很小，没有电源插头，放置好板凳后，只能勉强挤下两个人，她把自己塞进去，拿出吸奶器设置好，乳汁一点点填满奶瓶，她感觉自己变成了一座“工厂”，偶尔传来的轻微痛感已经可以习惯性忽略了。
独自吸奶的时候，厕所里很安静，她会观察奶瓶上每条刻度线是怎么被淹没的。被淹没的线条越多越好，宝宝可以吃一顿“饱饭”。
王廉和同事们现在每天在一间闲置的办公室里吸奶，之前使用过的废弃厕所已经被拆除。受访者供图
在一家媒体公司工作的陈蕙运气好一些，她不需要去厕所吸奶。她的公司六楼有一间小小的母婴室，据说是由杂物间改造而成，五六平米大小，紧挨着楼梯，有张不小的桌子，三个椅子，一人多高的冰箱。
第一次走进母婴室的时候，她发现冰箱不通电，门锁是坏的，每个人最想抢的是背对门的座位。但尴尬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陈蕙印象最深的是有次自己背对着门坐在桌前，房间即使开了灯还是很昏暗，她拿一根不长的木棍把门顶上。墙壁似乎很薄，外面的脚步声越走越近，很快掩盖了面前吸奶器的嗡嗡声。是公司几位高层领导，她很快分辨了出来，还有陌生的声音，可能是老板在接见重要客人。
她想，“怎么声音这么近？他们不会进来吧？”这个就在楼梯边看似杂物间的的单独小屋会不会被领导误入？低头看着面前摊开的吸奶工具和“袒胸露乳”的自己，她骤然紧张起来，心脏几乎和吸奶器上的计时数字在同频跳动。
除了日常工作，会议和出差是也背奶妈妈最头疼的。岳涵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每次她都要提前和当地酒店沟通，有没有冰箱，能不能存放乳汁。
出差两三天还好解决，最长的一次出差时间是12天，每天都要培训、上课、开会。她特意跟酒店要了一个冰箱，把每天吸出来的奶放进冷冻室。会议一开就是三四个小时，也不能轻易离开。有时开着开着，她回过神发现自己的胸部涨得像两块石头，乳汁逐渐开始外溢，打湿了防溢乳垫。
她会冲到离会议室最近的卫生间，拿出吸奶器，稍微吸几分钟，尽管胀痛的感觉还在，但只能赶紧回去继续开会，心里暗暗打鼓领导会不会介意自己的突然离席。
出差结束后，她从上海背着一冰箱奶回到北京，结果女儿已经习惯了奶粉的味道，不想喝母乳了，女儿的断奶就从那天开始。
四小时“计时器”
被吸奶这件事“绑架”了——这是很多职场背奶妈妈的感受。像有一个四小时计时器悬在头顶，时间一到，无论手头在做什么，都要先停下。
背奶的半年，陈蕙很少像以前一样，和朋友出门逛街、吃饭，工作部门的聚餐也鲜少参加，因为一旦在陌生的地方待三四个小时，就有可能需要吸奶，除了大型商场以外，母婴室是否存在都只能靠运气。
但她不敢碰运气，这个经验出自她一次惨痛的经历。有天晚上下班回家，丈夫劝她先吃晚饭再吸奶，陈蕙也觉得应该来得及，拖延了几十分钟，等吃完饭，她感觉自己的乳房从涨得发疼到瘪了下去，再吸不出来奶，并且很快发烧到了39度多，只能在疫情期间硬着头皮去发热门诊，更重要的是，服药期间她无法母乳喂养孩子。
陈蕙公司的母婴室面积不大，插头、桌椅、冰箱等基本设备俱全 桌面上摆放着几位妈妈的吸奶装备 受访者供图
这也让她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去哪里，都要提前寻找周边有没有母婴室。陈蕙记得自己有次不得不外出一整天，为了防止再出意外，她提前给周边的医院、社区服务中心都打了电话询问是否有母婴室，但得到的回复都是没有，对方建议她“喂好孩子再出门”。
每周一是她背奶期最“噩梦”的日子。她要先参加公司的会议，时长两三个小时，运气不好还要再参加另一场会，结束后立即就要去主持部门会议，又要两三个小时，一直持续到晚上六七点。
她要见缝插针地在某个会议中途“偷溜”去吸奶，不能被领导发现，也不能被下属知道。有时实在没有时间，就要忍到全部会议结束，赶快到母婴室处理，等她吸完奶下楼，所有人已经都下班了，吵吵闹闹的工位上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即使是没有会议的时候，为了不耽搁工作，她有时会一边吸奶一边处理工作事项。有次领导一通电话打来，让她来一趟办公室，她只能先停下吸奶赶快上楼，“我总不能跟男领导说我在吸奶吧？”
在社交平台上搜索“背奶妈妈”一词，有一条点赞量超过3万的视频叫作《她上班为什么总半披着衣服》，这是白雪去年7月份发布的，彼时她参加了一档叫作《上班啦妈妈》的综艺，节目简介称这是“首档职场妈妈成长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录制时，她刚刚生下孩子三个月。
在节目里，她入职了杭州一家电商公司，负责直播业务，忙得几乎脚不沾地，工作加上录制要求，让她甚至抽不出时间乘电梯到楼上的母婴室吸奶。她想了一个办法，把衣服或者围巾围在胸前，一边工作一边吸奶，所幸录制节目时，她的同事也都是妈妈，少了很多尴尬。
但出乎她意料，节目播出后，她收到了很多网友“不友善”的评论，指责她“炒作”“不称职”，她原本想忍下来，结果一条“喂奶粉孩子会死吗”的评论让她实在忍不下去了，孩子是母亲最后的底线，“骂我可以，但是骂宝宝我接受不了。”
上班第一天，白雪也试过给孩子喂奶粉，结果孩子全身起了红色疹子。家人带孩子去医院，一个接一个电话地询问她，她崩溃地冲电话那头说，“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啊。”她焦躁到什么都做不下去，连装订文件时都克制不住地把文档摔打在桌子上，结果在第一次等级测评里拿到了全场最低分数。
白雪也在网上看到过有人指责吸奶占用上班时间，她觉得很不解，有的同事工作中出门去吸烟，一天下来也占用不少时间，有的公司也会有专门的“吸烟室”，况且就像人总要上厕所，“吸奶”同样是人之常情，怎么能算耽搁工作呢？
一次重要会议前，她为了不耽搁工作，提前到卫生间吸奶，结果手忙脚乱打翻了储奶袋，洒得到处都是，衣服都湿透了，像是最后一根线被崩断，她终于忍不住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
但也不能哭多久，因为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找同事帮忙在公司样衣间找到吹风机和衣服，迅速开始处理，“等吹风机把衣服吹干了，眼泪也干了，”但最终她还是迟到了二十分钟。
职场？妈妈？
202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刘新宇出版了《礼俗时刻：转型社会的婴儿诞养与家计之道》一书，讨论当下社会的母乳喂养环境与现状。
在研究的过程中，他接触到许多职场妈妈，她们中有的为了无穷无尽的会议放弃背奶，有的特意在公司附近新租一套房子，中午回家喂一次孩子。尽管母亲们会为了最小程度影响工作使出浑身解数，但职场对背奶妈妈的“隐形歧视”依然存在，比如在奖金发放、职位晋升中的劣势，或是被排挤在某个小群体外等。
他采访过一位在大厂做程序员的职场妈妈，原本承担的是程序维护工作，产假后，再回到公司，被调离岗位做销售。在刘新宇看来，“工作和生活”选择题背后的本质是母亲的牺牲。
在“职场妈妈”的标签下，到底“职场”和“妈妈”哪个更重要？王廉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妈妈”。
王廉加入了很多“妈妈群”，在群里，她感受到母亲的身份让所有人形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群里的妈妈们来自天南海北，话题都是很个人甚至隐私的，“很多事情没有生过孩子是不懂的，我们就在群里抱团取暖。”
给孩子喂奶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她在有100多的群里询问职场妈妈在哪里吸奶，大部分人都说自己的公司没有母婴室，有的人甚至会边开车边吸奶，还有的妈妈会抱怨坐地铁的时候，安检员会询问瓶子里装的什么液体，有的还被要求打开甚至喝一口，太尴尬了。
公司的母婴室是妈妈们的另一个“小世界”，无论是正式还是暂时的“母婴室”，“母亲”这一身份认同在小小的几平方米里被放到最大。陈蕙第一次在母婴室遇到别的妈妈的时候，站在门口有些犹豫，她和对方并不熟识，只在公司打过几次照面，没想到对方招了招手说，“来呀，一起吸呀。”很快她也可以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地招呼后进来的妈妈“一起来呀”。
王廉和同事们会开玩笑地管一位母乳量多的同事叫“奶牛”，她解释，“可能别人会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其实在我们妈妈眼里只有羡慕。”
但走出这几平米的结界，在公司里再触及到母乳的话题，就总会带着一些微妙的尴尬。
在母婴室没有冰箱之前，陈蕙试过把母乳放在整层楼公用的储物冰箱里。她会封好口后再加一层外包装，但放在面包、蛋糕、冰淇淋旁边，总让她觉得有点不合适，她更担心也许会让别人觉得不适。除此之外，摆在工位上的“背奶包”有时也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有次她的同事看到她放在窗台上的背奶包，好奇地问“这是饭盒吗”，然后试图打开，她只能强装镇定掩盖自己的尴尬。
她不知道的是，有次在她离开工位去吸奶时，一位年轻女同事前来询问工作事项，被另一位男同事告知“她去吸奶了”，尴尬感同样包裹住了这位年轻女孩，她觉得自己似乎触碰到了领导的私人边界。
由于不想把母乳放在公共冰箱，王廉每天会把闷烧杯带去公司，把冰包和母乳放置在里面。受访者供图
负重的爱
“不管什么性格的人，做了母亲之后，责任感和负罪感就会很强。”这是白雪成为母亲后，觉得自己情感上发生的最大改变之一。无论是对孩子还是职场，母亲总是轻而易举感到愧疚，所谓的“平衡”成为了怎么都完不成的难题。
王廉每天都会记录自己的吸奶量，3月6日，是她背奶的第35天，她总共吸出了420毫升的奶，在日记里掩盖不住兴奋，觉得自己“站起来了”。在奶量不足的日子里，她会绞尽脑汁分析到底影响因素是什么，食物？工作压力？和丈夫吵架了？对宝宝的愧疚感会一直萦绕到她下一次吸奶。
每次吸完奶，她也会在妈妈群里“打卡”吸出了多少，有时身体状况好，她一次能吸200多毫升，会特意在群里少报一点，“有的妈妈看到自己不如别人的奶多，心里会不好受，觉得有点对不起宝宝。”
“母爱”的负担越来越重。刘新宇研究发现，女性在母乳喂养过程中感到尴尬和挫败，因为难以平衡、胜任社会角色而自责，进而产生愧疚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尤其近年来，随着婴儿养育的标准和成本的提高以及社会压力的增加，女性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重，愧疚感的出现就会越加频繁。
在研究过程中，刘新宇加入了一个妈妈群，参加了数次在北京的线下聚会。
妈妈们围坐在一起，安慰着一位因为身体不适想要停止母乳喂养的母亲，有人劝她还是不要轻易放弃，不然对孩子的愧疚感可能持续很久，“我那段时间家里生意太忙了，出了月子就去公司了，老大就没有母乳喂养，当时觉得没有什么。现在回头想想，感觉对不起老大，担心他以后会埋怨我。”
一名叫凤青的母亲分享了她的背奶经历，劝其他妈妈们“打消这个念头”。她觉得东躲西藏的自己格外狼狈，如果被男同事碰到，就算表面上“心照不宣”，心里却很别扭。更麻烦的是，好几次因为吸奶，在自己这个环节掉链子，她愧疚地觉得是自己工作没干好，对不起团队，“哺乳是在家里处理的‘私事’，而工作单位是公共场合，本来就不应该把家里的‘私事’带过来。”
凤青放弃背奶后，决定要重新大干一场，向因为“背奶”将她换岗的领导证明自己的能力。但找回工作节奏并没有这么轻易，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她的生活重心全部放在孩子身上，突然的高压工作让她一下子很难承担，但最难以接受的还是自己指导过的年轻的同事尽管来公司晚，但职务已经比自己高了，业务能力也比自己强，“有些后悔没有早点回来。”
凤青想过辞职，但算了算养孩子的成本，很快放弃了这个念头。冷静思考过后，她换了新的着装和妆容风格，挑了一个假期给鼻子做了微整形手术，终于熬过了“背奶”，她决定开始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王廉后来实在不想在厕所吸奶，她找到人事磨了又磨，人事帮她们“升级”到了一间暂时不用的办公室。但时不时会有同事想要进来打电话或处理其他工作，她只能趁着没人使用的时候赶快把办公室“占住”，有时一边吸奶一边能听到同事在外面打电话的声音，可能对方并不知道她在里面，但这同样也会让她觉得尴尬。
为了方便孩子食用，每次吸完奶后，王廉会仔细标注吸奶日期、时间和数量。受访者供图
王廉希望公司能有间母婴室，但并不敢贸然跟人事提出要求，“毕竟我们只是小众群体，”但转念一想，她又觉得哪里不对，每个女职员都有做母亲的可能性，“如果能有个母婴室，会觉得自己作为女员工更被尊重。”
（应采访者要求，陈蕙、岳涵、凤青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