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还没凑齐，价格又涨到了16万。“这就是一个赌。”沈望威说得直白，他自己救儿子时也担心人财两空，他知道，这笔钱会让陶小丽负债累累，“我也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没法帮你拿主意的，但对我来说，我肯定不希望帮忙帮成了倒忙。”
4月7日下午，江西人沈望威在清水河口岸等待儿子归来。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汪畅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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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着手机里的空白定位，方凯文一脚油门，直接把车开到了国界线。
从宁夏出发，两天两夜，一辆小轿车在路上跑跑停停，经过西北的壮阔高山，穿过野蛮的大风和灰扑扑的小道，终于抵达翠绿的西南，空气里的热气和家乡截然不同。
活了40多岁，方凯文是第一次开车跑这么远的路。他大字不识一个，叫上两位识字的亲戚就上了路。一路的风景根本无暇顾及，他一心冲往导航的终点——孩子发来的那个空白定位。点开就是一片空白，周围没有任何地名。只有把地图的画幅缩小，才能看到定位点的附近是云南。
距离定位点只有四五公里了，一道国界线横亘在中间。眼前是高墙和铁网，还未靠近，就被驻守边关的警察拦下。这里是云南镇康，一座紧挨着缅甸的边陲小县城，抬头就能望见山，而山的另一边就是缅甸北部。
方凯文是来找孩子的。21岁的女儿消失了两个多月，他在断断续续的联络中得知，女儿被骗至果敢老街做电信诈骗，园区是封闭的，带枪的人层层把守。3月9日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女儿发来这个定位，求父母赶紧去救她。
近年来，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活动屡禁不止。4月6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消息称解救出1名被困缅甸从事电信诈骗的中国公民，并再次郑重提醒广大中国公民，切勿轻信所谓“工资高、门槛低”的海外高薪招聘信息，避免落入“电诈网赌”陷阱。
许多年轻人为钱而去，然而钱没拿到，还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国门放开后，为了更快见到被困缅甸的亲人，这些家庭来边境寻亲。隔着一道国界线，更多家庭仍在等待。
答复只有“等”
在边境线碰了壁，方凯文调转车头，直奔镇康县公安局。
公安局在县里主干道和永安路的交会处。在刑侦大队门前的亭子里，常常聚集着不少像方凯文一样的家长。24岁的贵州人陶小丽正倚靠着栏杆抹眼泪。3月初，陶小丽丈夫为一份高薪工作，被骗至缅甸。3月26日，陶小丽借了几千元路费，从打工地宁波抵达云南，辗转几个边境公安局报案，答复都只有“等”。
来之前，陶小丽并不清楚云南的天气，一件短袖穿了十来天，消瘦了12斤，渐渐撑不起这件最小码的T恤。那句“等待”听得多了，她做什么都没力气，唯有眼泪气势汹汹。
4月7日下午，贵州人陶小丽的婆婆坐在边境小旅馆的房间里哭。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和她一样，除了报案，方凯文也毫无办法。“已经发协查函了，你再等等。”镇康县公安局的警察说完这句话，方凯文试着再次拨通女儿的电话，依然是无人接听。
下午，操着外地口音的人陆续抵达。等到天色暗了，他们才一同走出公安局大门，对面就是永安路，十来家小旅馆密密麻麻地排布在这条街上。公安局正对面的玉顺宾馆和滇星宾馆，是接待家长们最多的地方，方凯文、陶小丽、沈望威都在那里住过。
住进一间墙皮斑驳、床漆剥落的小房间后，方凯文就没再出门。宁夏农村的那几亩田地，是他全部的世界。他不曾想过，女儿一个大活人竟然能被困缅甸，明明不久前，一家人还在为她找到这份高薪工作而高兴。方凯文对外界的复杂知之甚少，看着窗外黑漆漆的永安路，在迷茫中又生出一点害怕：这里是否也遍布骗局？
2020年10月，外交部、公安部联合发出提醒，称国内公安机关接报多起中国公民被骗往缅甸北部地区，进而遭绑架、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强迫卖淫的刑事案件。从临沧市区到镇康县，一路的边境检查都在口头提醒外地人：不要去缅甸。
在一家家贴着“避免被骗至缅甸做电信诈骗”警方贴士的小旅馆里，外地家长们默契地选择了闭门不出。天一黑，整条街就开始寂静。
天一亮，家长们就接着直奔对面的公安局，询问案件进展，然后在亭子里相遇。江西人沈望威带着两个亲戚，围着警察问个不停。他时不时检查一眼手机，看儿子有没有发新的消息，又或是转身和其他家长们套近乎，问他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们一行三人没有干等着。每天早晨五六点，天还没亮透，主干道和沿路的各个小路就会出现他们的身影。他们挨家挨户地问，不只是临街店铺，还有出租车司机和货车司机，越是纹身多、越是五大三粗还戴着金链子的，他们就越壮着胆子去问，“社会大哥肯定路子多”。
有时，这些家长也会在口岸相遇。辽宁人刘欣芬去了公安局之后，通常会乘车到国家二级口岸南伞口岸。眼前的道闸举起又落下，货车和人在中缅两国进进出出，然而始终不见她儿子的身影。就连对岸的景象，她也完全看不见。
边境旅馆什么都知道
于是关于对岸的一切，只能靠打听和想象。
永安路的小旅馆成了信息的集散地。街上的小旅馆有相似的模样：盖了两三层楼，由夫妻二人共同经营，标价在60元至100元一晚。外面是大红色塑料字体的店名，店内的墙上挂着褪色的风景日历。一张沾着油渍和灰尘的小床就搭在前台的后面，老板娘在楼上打扫房间时，老板就躺在上面，一边看店一边刷短视频。
辽宁人刘欣芬被要了二十多万赎金的事，很快传遍了整条街。方凯文听了后直摇头，一嘴宁夏口音说得又急又快，“这不是抢钱？他们一开始不是说给发高工资？”
沿街的老板们却习以为常，德兴宾馆的老板韩子礁还经营着一家烟酒店，沈望威一行三人第一次进店买烟时，韩子礁就告诉他们，可以花钱赎人。
在边陲小镇做了十三年的生意，国界线对岸的事情，一字一句地钻进韩子礁的耳朵里。
“那是一个‘三不管’地区。”镇康县公安局的刑侦人员杨凯没有亲临过缅甸，但据他了解，缅北就是一个混乱地区，有时他面对报案家长，也会多问一句，“四大家族，他那里属于哪一家管辖？”
4月9日中午，镇康县公安局又迎来新的家长。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韩子礁的小店铺，也接待了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公安。在湖南邵阳公安系统工作的刘子刚说，自2019年起，国内电信诈骗犯罪形势变得严峻。随着国内反电诈力度加强，大量电信诈骗团伙转移到国外。近年来，缅甸北部逐渐成为电诈团伙的栖身之地。2021年4月8日，全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会议召开后，各地高度重视缅北一带涉嫌诈骗的人员，并采取措施进行劝返。中缅边境的各个关口，滞留缅北的电信诈骗从业者陆续排队回国。
尽管国内关于境外高薪招聘的防骗宣传已经开始，但仍有人因此偷渡前往缅北等地。正是2021年，全国各地警方陆续开始派人驻扎云南边境，“除了劝返境外诈骗人员，更多的是在那里对他们涉及的境外诈骗案件进行调查。”刘子刚说。
韩子礁见到过被放出来的人，十几万元的赎金是他常听到的数字。然而旅馆老板们都知道，对这些寻亲家庭而言，钱是要掰成两半用的。一个多月以来，几十位陆续抵达的家长，给他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农民，文化程度不高，收入全靠种地或打工，讲着一口夹杂着外地方言的普通话，没出过什么远门，只有一腔孤勇。
辽宁人刘欣芬给小旅馆的老板们留下了最深的印象。3月的一个下午，她蓬头乱发地沿街走过，“20元能不能住？”她一家一家地问。她今年五十多岁，看起来却比实际年龄大二三十岁。大簇白发从头顶生出，遮盖在刚染完的黑发上面，还一身脏兮兮的，拖着一个包，四周都磨损得起球，衣服上也散布着一截一截的线头。
“对不起，我是要饭的。”听说房费最低也要60元，她扭头就离开了位于永安路尽头的振赢宾馆。这家宾馆有20多间房，在这条街算最多的，然而却因为和公安局隔了一条马路，只迎来过这一位家长。
振赢宾馆位于镇康县永安路末端，胡新涛每天在一楼看店，他的妻子则负责打扫卫生、做饭等。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眼瞅着刘欣芬已经走过红绿灯，还没能顺利入住，振赢宾馆的老板娘将她追了回来。夫妇二人心想，反正家里空房间多，哪怕她不给钱，也就让住了。
在振赢宾馆的这些天，是刘欣芬自认为出门后过得最好的日子。在此之前，她都是睡在大街上。桥洞下、公园座椅都曾是她的床，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被子，就直接入睡。
老板胡新涛有时觉得心酸，喊刘欣芬一起下楼吃饭。然而她只是掏出一袋方便面，端着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碗泡上一碗。这是她3月以来的最主要食物之一，有时，她还会掏出小米煮粥吃。
去缅甸“一夜暴富”
“爱财，把命都搭进去了。”胡新涛听说了孩子们的事，对来往的家长们表示同情。
家长们都说，自己的孩子是为了应聘一份高薪工作，被骗去了缅甸。杨凯接到了太多这样的报警，以至于周末都得加班，“每天二三十个，”根据警方的调查，确实有“蛇头”专门在网上发布“高薪”广告，为境外诈骗等犯罪团伙招募人员，不断在国内招兵买马。由于近年来打击严厉，招聘广告上有时不再将地点写明为“缅北”等境外地区，而是含糊其辞地说在云南，或是边境，要求是只要会使用电脑就行。
今年1月下旬，21岁的女儿说找到了一份“好”工作，一个月能赚一万块。方凯文有些纳闷，女儿读书只读到高中，又没有任何工作经历，哪个单位能给她开到这么高的工资？
但能赚钱总是一件好事。家里的五六亩田地，一年顶多能有两三万的收成。为了增加收入，方凯文的媳妇儿还得去打零工。村里的女孩大多早早结婚，女儿读到高中，就开始在家歇着，等了一两年，也嫁人了。只是好景不长，小夫妻很快又闹掰要离婚，她回到娘家，一直没有工作，还平添一份支出。
3月9日是他们最后一次联系。女儿躲在一个小房间里，悄声向父母求救，她说自己被困缅甸，被逼着做电信诈骗，外面到处都是守卫，个个都拿着枪。方凯文和妻子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大声询问。还没问个明白，女儿挂了电话，就再无音讯。
孩子们陆陆续续发来的消息，传遍了整条永安路。
4月9日中午，家长们在永安路徘徊等待。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刘欣芬看到儿子发来的图片，身体被打得青肿。陶小丽的丈夫被发现偷用手机，即将面临“水牢”的惩罚。沈望威的儿子看见逃跑的人被乱棍当场打死，吓得时不时就发来一条消息，“快把我救出来！”
“你在哪里？你能不能出来？”整张屏幕上，都是方凯文发起的电话、视频还有语音，他和妻子都不识字，有时还得专门请来亲戚，让他们帮忙看看，女儿有没有在网上发什么新的消息。
宾馆老板韩子礁记得，早在七八年前，就有年轻人被朋友叫去缅北“发财”。然而去了就回不来了，钱没赚到，家里还得交高昂的赎金，又或者再拉一个新朋友去换自己。自家宾馆里，这样的“旅客”多了，他有时会劝几句，“赶紧回家去，不然可能连命都没了。”有的人听了劝，转头在国内找地方打工去了，直到现在，逢年过节还会寄特产来感谢。
也有人执意要去，就想搏一把。还有人说得明白，自己就是要去赌博，盼望着运气能给自己翻个身，那里赌场遍地，合法经营。
4月8日下午，一批偷渡至缅甸的中国人来到清水河口岸。这里是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孟定镇，西与缅甸掸邦果敢自治区接壤。被遣返回国后，他们走出口岸，便被送上孟定镇警方的大巴车，直接拉往最近的派出所。
警察拿着一张表大声点名。这张表上记载了这些偷渡者的身份信息，这一车十几个人，大多为中小学学历，最高的读到初中，最低的是文盲。在那里，他们将配合公安做笔录，若是在境外有实际犯罪行为，则将面临牢狱之灾。
“我是逃出来的。”“我家花了13万。”“我家花了50万。”有人打开了话匣子，他们彼此间开始讲述自己在缅北经历，被推下楼打死的，被关进狗笼里的，被吊起来用电棍打的……有人伸出手腕，展示他被手铐铐过的痕迹。在他们口中，那个曾经幻想里的致富天堂，早已是不堪回首的地狱。
一位自称逃出来的小伙子，一星期前通过短视频平台联系的“蛇头”抵达了缅甸。去之前，他就知道很多人被困缅北电诈公司，然而在种种短视频里，他见识了人们是如何在那个“乱世”里发财的——即便是在KTV里当服务员，一天的小费就有上千元。
他说自己跟着“蛇头”出境时，双腿都是抖着走路的。起初，他如愿以偿在KTV找到工作，然而一个星期不到，就被在当地认识的熟人骗到了电诈公司。在里面待了一个礼拜，趁着公司押送几名交了赎金的人回国，他也逃了出来，仓皇中连赚了的几千块钱都没敢拿。
回国的人都说自己是被骗去缅甸的。刘子刚在工作过程中发现，一部分偷渡至缅北的人里，确实有实施过犯罪行为的。他的家人每天发消息去劝返，他也不回，朋友圈却常常更新喝酒、唱歌的最新动态。偶尔，家里的银行卡上还会多出一笔钱。
随着工作的展开，刘子刚发现了这些人身上的共同点——出自偏远的村子，学历低，家庭也大多有问题，比如是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总之亲情淡漠，“他们容易被骗，也容易出现一个人带动一片的情况。”他说，在劝返人员名单中，有相当一部分00后、95后，“他们的心态就是想一夜暴富，本身就是外出打工，心想去哪里赚钱不是赚，结果被骗过去了。”
那天下午，沈望威的孩子就在这一批人里面。他问警察，自己的孩子是被挟持过去的，花了50万元才救出来，为此家里已经卖了一套房，偷渡的那四千元罚款，能不能免了？警察听后摆了摆手，“你问问他们，这里谁不说自己是被骗过去的？”这些从缅北归来的人，究竟有没有被骗，又有没有行骗，一切还待警方核实。
幸运儿
沈望威的儿子，在这群人之间显得与众不同。
他今年23岁，个头不高，白白胖胖，理着一头整齐的短发，穿着一身黑色的运动品牌，裸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纹身的痕迹，显得干净利落。
今年1月，沈望威的儿子在网上认识了一位朋友，说可以给他介绍一份云南的工作，每个月工资能有一两万元，只需要会用电脑就行了。沈望威早就知道“缅北电诈”这回事，他劝儿子不要去，儿子没听。
沈望威的儿子是真的想要赚钱，读书是读不进去了，初中时他便辍学在家。父亲在宁波做生意，虽不算家财万贯，但也有好几套房，亲戚的风言风语他不是没有听过，“游手好闲的富二代”“天天到处去玩，不做正事”。
他决定去闯闯。他说，1月入职前，他和朋友还在厦门玩了一趟，随后坐飞机抵达昆明，又辗转西双版纳等地，然后穿过多条狭窄山路，不知何时就越过了边境，抵达封闭的园区。刀子抵在身后，他无法回头。等到了缅甸，拿着枪的人日夜看守，外出是不被允许的，手机也被收了。
每天早晨起来，他就得打开“公司”的训练手册，系统学习“杀猪盘”诈骗的话术。等到技术纯熟，会被分配账号，开始添加女性好友，吸引更多受害者。若是不从，就会像挨打的“同事”一样，受些皮肉之苦。
直到春节，他也没能联系上家里。沈望威携妻子坐上一个大圆桌，看着亲戚们拖家带口地入座，心里七上八下，不是个滋味，饭也吃不下几口。直到大年初三，他终于接到了孩子的电话，“你快救我，如果我被卖到第二家，就永远出不来了，就死在这里了。”
老人和妻子急得天天以泪洗面，他们要沈望威赶紧把孩子找回来。而他能做的，也只有报警。老家的警方说，已经把消息同步给了边境警方，沈望威就带着两个亲戚一起到了云南镇康，继续在这里想办法。
他们毫不避讳自己来这里的目的，几乎见人就问，孩子被困缅甸该怎么办？
一位出租车司机曾经打包票，说自己认识一个朋友，在果敢混得不错，可以做中间人，只要付60万元，就能让“诈骗”集团放了沈望威的孩子。然而60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沈望威不放心交给一个陌生人，怕人财两空。但这也给了他一些思路，只要找到在当地的人，又有他们信得过的中间人，或许就能找回儿子。
随他一同前去的一个亲戚，也在那几天辗转打听到老家村里有在缅甸的熟人，开始跟他联络。而沈望威也打听到，自己有个年纪很小的表弟在缅甸打拼。他们做了两手打算，同时求两边帮忙，看哪边最稳妥。
价格谈到30万元的时候，永安路家长们组建的微信群炸锅了。
“群员看看，有多少百姓拿得起。我付不起。”“老百姓有多少锅砸，有多少铁卖，有钱真好！”其他家长不知道的是，计划临近实施，价格又开始上涨，最终定在了47万。加上出入境、转换汇率等耗费的金钱，沈望威最终需要付50万元，才能将儿子赎回来。
沈望威手里没有这么多现钱，这意味着他需要卖掉一套房。他一边催着老家的妻子去办这些事，一边安抚儿子，儿子已经开始在电话闹喊，“你快救我，你快点把我救出去！”
面对孩子的安危，沈望威最终同意了这个数字。清明节前一天，沈望威一行三人坐了一小时的班车，从镇康赶往孟定，在耿马县公安局孟定派出所旁边的酒店住下。通过中间人的努力，困住孩子的团伙说，可以把他送往位于孟定的清水河口岸。
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一整天。4月7日中午，那个白白胖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口岸。他们三个人忍不住激动，冲到铁栏杆旁边朝儿子挥手，大声呼唤他的名字。他们拍下了无数条和儿子打招呼的短视频，往家族群发了一遍又一遍，消息框里，一个个庆祝的鞭炮无声地弹出。
4月7日傍晚五点，清水河口岸，江西人沈望威一行三人隔着铁栏杆和儿子打招呼。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等，是等多久？”
沈望威见到孩子之后，陶小丽有点绷不住了。
4月7日下午，她站在小旅馆的走廊里，张望着门前马路，等待沈望威三人的身影。三位大哥走近，恭喜的话还没说出来，眼泪倒先流下来了。陶小丽蹲在地上哭，求他们帮忙救出她的丈夫。
4月7日傍晚，陶小丽和婆婆求沈望威帮忙救人。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这是她唯一的办法了。镇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工作人员说，接到陶小丽发来的地址后，早已于3月20日和3月25日将协查函发给缅甸方，但仍未收到回复。她总问，“等，是等多久？”然而警方也无法给她确定的答案。
等了半个多月，所有的压力都落在这个24岁的女子身上。公公说，他要去缅甸，你怎么没把他看好？婆婆说，赎金能不能再少点？大哥说，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地把他救出来？视频里，8岁的儿子也穿着一个礼拜没有换过的校裤，嫩声嫩气地问，爸爸是不是被骗了？
所有的问题，陶小丽都无法回答。没能把丈夫接回来，她只能联系丈夫，一次又一次地表达抱歉，“对不起，我又搞砸了。”
丈夫将要价13万元的消息告诉陶小丽，她立刻去把家里房子抵押出去，还问自己打工的老板借了点钱，凑了近10万元。如果找到稳妥的中间人，她打算再求大哥把车卖了，借钱给她。为了救丈夫，多给一点赎金也没关系。等丈夫回来，两个人再慢慢打工还钱。
钱还没凑齐，价格又涨到了16万。“这就是一个赌。”沈望威说得直白，他自己救儿子时也担心人财两空，他知道，这笔钱会让陶小丽负债累累，“我也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没法帮你拿主意的，但对我来说，我肯定不希望帮忙帮成了倒忙。”
他要陶小丽拿个主意，到底要不要掏钱，继续找那个救出他儿子的中间人帮忙。当着大家的面，沈望威的亲戚开始给中间人“舅舅”打电话，这位“舅舅”是他老家村里一位邻居的丈夫。关系就这样绕了九曲十八弯，但这是陶小丽唯一的救命稻草。
4月8日下午，陶小丽和婆婆决定回宁波，继续等沈望威那边的消息。离家十几天，孩子每天都在家里哭着找妈妈。
4月8日下午，江西人沈望威（左二）和贵州人陶小丽等人决定离开边境，回到家乡。新京报记者 汪畅 摄
警方的工作也在继续。去年2月，外交部领事司官方微信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警惕网络虚假招募信息，切勿上当受骗，谨慎前往缅甸北部及妙瓦底、大其力地区。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曾介绍，2021年，我国已先后向柬埔寨、阿联酋、缅北等重点国家和地区派出多个工作组，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先后将610余名犯罪嫌疑人从境外遣返回国。先后抓获从东南亚相关国家回流的诈骗嫌疑人3.6万名，深挖破案1.5万起。组织开展“断流”专项行动，打掉非法出境团伙1.2万个，抓获偷渡犯罪嫌疑人5.1万名。从境外教育劝返21万人，境外针对我国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大幅减少。
然而还是有人奔着“高薪”工作去了缅北。不断有新的家庭抵达边陲小镇寻亲。
4月9日，两位镇康周边村寨的大姐来到镇康县公安局报案。警方回复即将发协查函至缅甸，让她们回家等待。但她们最终决定办证出国。作为当地人，她们可以去办一张通行证，往返中缅两地。等回家凑够三万现金，她们就直接去果敢老街要人。
而此前来过的更多家长，只能像方凯文一样，回归遥远的家乡，继续等待。
（除胡新涛外，其他人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