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表演艺术家、国家话剧院首任院长,赵有亮先生去世,终年79岁。
一个“管”明星的明星–访国话院长赵有亮
荧屏上,他是一个明星。《好爸爸、坏爸爸》里,他是那个又当爹又当妈的好爸爸,但有时却又不得不打孩子的“坏”爸爸;《孽债》里,他是曾经的云南知青,在女儿不满周岁时又随着返城大军回到上海重新组建了家庭的尴尬爸爸;《夺子战争》里,他更是发生在上海弄堂里的一场“夺子战”里战斗的一方。荧屏下,他是一个“管”明星的明星。他手中“捧”着的是有两百多个国家一、二
级演员的“大饭碗”,这些人中,许多正活跃在影视圈,早就成了腕。
他是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政府特别津贴获得者赵有亮。在他“接掌”国家话剧院前,他已经是国家话剧院前身之一、那个曾经在话剧舞台上制造过无数次轰动的中央实验话剧院的“掌门人”。
花甲之年,心犹不老。摸爬滚打引领着国家话剧院再度创下几个辉煌后,赵有亮率领着他的“国话”大军开始向影视进军,开篇之作是一部22集的反特题材电视剧《密令1949》。
国家话剧院的正式进军影视,被许多人视为“金风玉露一相逢”,而赵有亮的名字又仿佛一个谐音,告诉别人:从此,中国影视又“亮”起一盏灯。
因为《密令1949》在浙江的全国首播,记者日前在西子湖畔见到了赵有亮。与记忆中那个荧屏上斯文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相比,眼前的赵有亮斯文气质依旧,但沉默时几分疲态也在无意中显露。只是,当聊起国家话剧院的工作进展及其演员时,他的眼眸深处又仿佛迸发出火苗,重燃激情。
《密令1949》要投石问路
记者:赵院长您好,据说《密令1949》是国家话剧院的电视剧开篇之作?
赵:的确。这是国家话剧院第一次自己投资拍摄的电视剧,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开篇之作。
记者:为什么要进军影视界?国家话剧院的话剧一直很成功,在许多人的眼中,话剧往往是艺术的,而影视剧往往是通俗的,国家话剧院此举是不是有点“纡尊降贵”?
赵:恰恰相反。这几年,国家话剧院一直致力话剧市场,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像《琥珀》这样的话剧已经得到市场和艺术的双重肯定。目前,话剧发展相当稳定,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我们可以腾出一定的资源来做影视。
记者:为何要将《密令1949》作为开篇之作,你在剧中会出演角色吗?
赵:我在剧中演一个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建筑专家,是配角。剧中,他看上去是一个很令人怀疑的人物,但其实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密令1949》作为第一部作品,因为我们想做一个“好看”的主旋律作品,类似《密令1949》的反特题材正好符合我们的创作要求,而艺术上和商业上的双保险也是为了能更好地让第一部作品“投石问路”。
“ 国话”人才资源二度开发
记者:您刚才讲到一个资源问题,也就是国家话剧院进军影视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可否具体谈一下?
赵:在影视创作上,国家话剧院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首先,我们拥有的演员大多是国家一级、二级演员,演员的整体实力是许多其他影视公司所无法企及的;另外,除演员资源外,国家话剧院所拥有的从剧本创作、灯光照明到摄影、舞美等各方面的人才都是国内最专业的。包括演员在内,他们平时都被各个影视摄制组挖走外借了,如果我们把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就是一笔自己的财富。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国家话剧院出品的影视剧的全班人马都将来自“国话”?
赵: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可以保证在百分之九十。因为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演员的创作热情还有角色是否适合等,但如果可能,肯定尽量用自己的演员。
记者:那么国家话剧院目前总共有多少演员资源呢?
赵:国家话剧院目前在编的演员人数有218个,他们中包括章子怡、李雪健、唐国强、吴若甫、孙红雷、朱媛媛、李冰冰、陶红、陶虹等一大批人,这些人中,从年轻到年老的,几乎所有年龄段的演员都很齐全。
即便是章子怡,一样压低片酬
记者:既然这些人都是国家话剧院的在编人员,他们如果拍自己“大院”里的影视剧,片酬方面跟他们在外面接戏相比又会如何?
赵: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很关心。演员是我们自己的,除了在拍摄质量上能保证相当的水准外,我们也会适当压低演员的片酬,即便是像章子怡这样的国家话剧院演员,如果愿意回来演戏,我们也会按照自己的标准,而不是市场标准。这样就可以把更多的经费用于制作等其他方面,从而提高影视剧的整体质量。
记者:这样的“低”报酬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
赵:不会。成立后的影视部操作成熟后,必然要跟市场接轨,到时候演员的片酬也会同样与市场接轨,只是目前暂时偏低。
演员管理不能完全依靠行政命令
记者:这样的低报酬,如果演员不愿意接拍呢?
赵:事实上,也不会太低。但是如果演员嫌钱少,我们也不会强迫。
记者:但是假如话剧院演员的外出接戏与正常的话剧院演出冲突怎么办?
赵:一般很少发生这种情况,总是事先能协调好的。当然,作为国家话剧院演员,他们有义务先完成话剧院的工作。另外,他们去社会上拍影视剧,也没什么不好。他们的成功其实也是国家话剧院的光荣。现实也说明,排演话剧的收入跟拍摄影视剧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如果他们有条件同时又不影响话剧院的正常工作,一般都会放行。
记者:您本身已经是一个明星,但作为国家话剧院院长,更是一个“管”明星的人。现实工作中,您要管理这么多国内数一数二的明星,您怎么看?
赵:我一直认为,演员管理不能完全依赖行政命令,而是必须坚持宽与严相结合、制度与机会相结合的原则。演员是剧院的主体,也应该坚持以演员为本。演员的才华固然重要,但是机会也不能错过。演员本身带有自由职业或半自由职业的色彩,因此,演员的管理就要按照这种演艺人才市场的规律来进行。
艺术作品以质取胜
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投资商都纷纷来分影视产业的一杯羹。一些业内人士认为,大量非理性资本的进入使得国内电视剧产业已经产生许多泡沫。面对这样的产业现状,国家话剧院也要“插足”进来,会不会有所顾虑?
赵:影视也好,戏剧也罢,只要是艺术作品,最后都是内容为王,尤其是质量。只有过了质量关,过市场关就不是大问题。因此,产业的总体“泡沫”并不意味着每一个单件产品就一定含有泡沫成分。国家话剧院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候进军影视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始终相信,只要尽心地去做一件事,尽力地去做好每一个产品,问题就不会那么复杂化。
话剧依然是“国话”的主业
记者:今天,国家话剧院开始向影视发展,将来影视这一块是否会喧宾夺主,抢走话剧在国家话剧院中的“老大”地位?
赵:不会。不可能所有人最后都去搞影视的,我相信有很多演员,不管他们在影视上有多少成就,都永远不会丢了话剧舞台。其实,话剧和影视并不矛盾。对国家话剧院来讲,话剧始终是主业,而影视是副业,但今后会两个一起发展,因为它们之间也是共通的。
记者:3年前,国家话剧院与中国对外演出公司签订了全面代理的合同,媒体将这件事誉为国家话剧院全面走向市场的第一步。您怎么看?
赵:不是第一步,其实国家话剧院自成立以来就一直在努力市场化了。尽管目前话剧有时候还面临着“有市场没效益”的尴尬,但是这个尴尬主要是没有演出场地造成的。比如当年的中央实验话剧院,尽管《狂飙》、《坏话有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在市场上比较红火,但实际上票房的大部分都用来交了场租。这种收益欠缺反过来也会影响这种艺术的再生产。不过可喜的是,对于现在的中国国家话剧院来说,这种尴尬将要成为历史。因为到今年5月,国家话剧院将在北京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剧场。
最喜欢的是当演员
记者:您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孽债》、《夺子战争》等海派电视剧中您也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前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中获得最佳影片的《美丽上海》,您在片中也扮演了一个大哥角色。您的心中,有上海情结么?
赵:有。但实在太忙了,最近没什么时间来上海。
记者:《密令1949》之后,国家话剧院会拍摄上海题材的影视剧吗?
赵:暂时还不在计划中。因为目前一切还都刚开头,还在千头万绪中,倒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记者:工作中,您既是一个话剧演员,又是一个影视演员,同时也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这三个角色,您最喜欢哪一个?
赵:最喜欢的是当演员,最不喜欢的是当院长,但是这最不喜欢的事实上也是最费时间和精力在做的。不管怎样,后者终归要影响前者。但是没办法,只有自己想办法协调了。譬如拍《孽债》和《夺子战争》时,当时国家话剧院还没成立,我还是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一边上海要拍戏,一边北京要工作,只好两头“飞”了。记者李君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