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丈战役结束，徐向前分析失利原因 |《记忆雨打风吹过》1857年到1950年的一部成都人文史（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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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历时5年，收集大量历史资料以及从现存亲友中发掘才写成此书，书中有家史，野史，正史，以及无边的彼岸花。

本文作者：宣草

第十六章

十

11月16日的战斗异常惨烈，沿着成康公路攻击前进的红军伤亡惨重，但依旧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只是速度越来越慢。川军郭勋祺部廖泽旅在和红军的缠斗中也逐渐力竭尽，随时可能全线崩溃。此时，只要有一支援军到达，战斗结果的天平就会向有援军的一方倾斜。

原来驻防岷江上游汶川一带的刘湘第四师范绍增部三个旅11月9日接到刘湘的命令，昼夜兼程赶到前线支援。16日下午，正当廖泽旅即将崩溃时，范部廖敬安旅抵达了大塘铺。随即，廖敬安旅跑步通过大塘铺，直接和廖泽旅会合，向进攻红军发起反冲击。

袍哥和土匪出道的范绍增虽然表面上“瓜兮兮”的，外号人称“范哈尔”，打起仗来却有一套。所部骨干依旧是被收编时的袍哥兄弟，虽然成了正规军，可是各级军官乃至士兵大多是袍哥组织成员，除了军规纪律之外还有帮规约束。一旦上了前线，只要老大用命，兄弟们也不会“拉稀摆带”，战斗力非同一般，红军遇见了不要命的劲敌。稍后，范绍增师的周绍轩旅和师部也抵达前线参战，红军的攻击队伍再也无力前进。天黑时，两军就在百丈以东的治安场一带对峙。

情况已经很明晰：川军并未被红军击溃，红军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郭勋祺、范绍增部，战斗力强悍；大批的川军援军还在赶往战场的途中；北面的山区，刘湘的部队将李家钰部溃退的缺口填补，向夹门关发起猛攻。如果攻克夹关后再前进，红军进出芦山以东的通道就会被截断，陷入川军的包围圈之中，可能被优势的川军消灭。西北山地是红军进退通道，必须确保不失。指挥部决定，17日晨红军主力向百丈收缩，集中兵力坚守百丈，歼敌援军。 

川军方面， 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参谋长贺国光16日从重庆飞到成都，17日到达邛崃刘湘司令部，召集川军将领开会。按照第二天成都各报纸的报道：“各军于寒风苦雨中，与匪肉搏血战，已大挫匪势。顾主任等昨亲赴邛崃指示一切，士气大振”，“召集各剿匪将领垂询前线军情，并面授机宜，勉以抱有我无匪之决心，痛剿残匪”。

11月18日早上，川军开始对红军在黑竹一线构筑的弧形防线进攻。北部山区，川军的四个旅以整团整营向红军阵地发起集团冲锋。红军阵地上的轻重机枪，将涉过齐膝盖深烂泥冬水田的川军士兵成群射倒，尸体和秋收时满田的稻草捆一样四处横陈。可是这一次的川军和过去不一样，前面的人潮被弹雨刮倒了，后面的人潮又卷了上来。天上的飞机，沿着红军防线低空扫射，飞机上的飞行员的面目都清晰可见，但是缺乏高射武器和弹药的红军对其无可奈何，伤亡惨重。

范绍增师沿着公路进攻，密集的炮火掩护集团冲锋，天上的飞机也配合冲锋人潮给红军重大杀伤。红军在范部的冲击下坚持了两小时，不得不后退到黑竹到百丈公路上的“挖断山”防守。所谓“挖断山”，是一个低矮的小丘，因为成康公路横越山梁，将此处挖出一个豁口得名。这个小丘，成了红军和川军反复争夺的焦点。

川军的攻击队伍后面有督战队架着机枪督战，营连军官挥舞马刀带头冲锋，士兵稍微迟疑，立即会被军官击毙。在范部不顾伤亡的冲锋下，“挖断山”阵地失守。马上，红军的冲锋人群又向“挖断山”发起反冲锋。“挖断山”低矮的山梁上，周围的冬水田中，双方士兵的尸体密布。双方就这样拉锯血战，阵地数度易手，到接近黄昏，火力和兵员占优势的川军终于将红军压倒。精疲力竭的红军退到百丈镇，连夜修筑工事，准备抗击第二天川军的攻击。

11月19日天刚破晓，川军的大炮和机枪开始轰鸣，十多个旅的川军在炮火掩护下向红军构筑的“弧形防线”开始进攻。亲临百丈指挥的徐向前元帅晚年回忆说：“成批敌机盘旋上空，疯狂施行轰炸。整营整团的敌军，轮番向我阵地猛攻。从黑竹关到百丈十多里的战线上，处处是战火硝烟、刀光血影，是爆炸声、枪炮声、喊杀声，是敌我双方的殊死搏斗。”。“唯敌机太讨厌，对我前沿至纵深轮番轰炸，威胁甚大。部队在开阔地带运动和作战，不易隐蔽，对付敌机又缺炮火，伤亡增大，叫人很伤脑筋。” 

范绍增部担任对百丈的主攻，范部团长谢浚挥舞马刀带头冲锋。红军依托构筑的工事顽强抵抗，将川军阻挡在临溪河石桥前，川军久攻不克。于是川军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以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摧毁或压制红军环形地堡群火力，终于通过石桥进入百丈场镇，与红军在百丈街上进行逐屋争夺的巷战。下午3点，支援川军的飞机临空，开始低空俯冲，对红军依托的地域扫射投弹，将这些区域炸成一遍瓦砾。飞机轰炸一过，川军马上发起冲锋和红军白刃格斗，将守卫百丈的红军被逼出到镇外。

徐向前紧急调围困名山城的10师师长的陈锡联跑步增援，第10师一阵凌厉的冲锋将川军挤压回镇东桥头。面对通过桥头退却的士兵，川军团长谢浚手持马刀大喝：“不准退却，谁退砍谁！”，一边挥刀乱砍，可是退却的士兵依然蜂拥过桥。谢浚无奈，横身躺倒桥上，高喊“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但溃兵们仍从他身上跳过去，继续逃跑。此时，川军将预备队投入了百丈镇，已经伤亡过半的谢浚团才挡住了红军的攻势。天色已晚，双方都战至精疲力竭，于是在百丈场形成对峙。

11月19日的战斗是整个百丈战役最惨烈的一天，红军未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而扭转战局。川军却在源源不断的援军支援下，依仗压倒红军的优势火力、空中支援、充足的弹药补给，逐渐掌握了战场主动权。20日，川军又发起猛烈的攻势，百丈东北的丘陵地带，双方都集结重兵在此厮杀。攻守双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几乎将其间的沟壑填满，鲜血将冬水田和小溪的流水染得通红。最终，火力和兵员均不占优势的红军，未能抵御川军的进攻，阵地相继失守。

百丈镇街上恶战同时继续，范绍增令全师炮火猛轰百丈镇，川军乘机攻进镇内。战火引燃了民房，大火冲天，百丈成为一片火海。徐向前回忆到： “我到百丈的街上看了下，有些房屋已经着火，部队冒着浓烟烈火，与敌拚搏，打得十分英勇。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沟，都成了敌我相搏的战场，杀声震野，尸骨错列，血流满地。指战员子弹打光，就同敌人反复白刃格斗；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拉响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敌人同归于尽”。

一天激战后，川军再次攻占百丈镇。此时，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官们终于意识到，这次战役已经没有任何胜算的可能，如果继续打下去，就是拼光全部家底。部队从翻越夹金山后连续作战，人困马乏；没有充足的粮食，眼看富庶的成都平原就在面前，大家却饥肠辘辘；原来和中央红军会师时令中央红军羡慕的整齐军装，全部成了破布条；作战急需的弹药，不可能再和过去打了胜仗，从缴获敌军的物资来补充，只能越消耗越少。红军只剩下一条路，向山区撤退，避免和川军在开阔地硬碰硬。

11月21日早上，红军撤出百丈地区，向镇西部山区的新店子、万古场方向撤退。范绍增部尾随追击，红军撤往伍家垭口和名山以西。

刘湘有自己的算盘，并不愿意继续和红军缠斗，让自己的部队继续遭受损失，让蒋介石“安川”计划得利。只要红军退回山区，不再对川西平原和成都构成威胁，他就不会积极主动的进攻。刘湘所部在逼近天台山和伍家垭口后，不再主动进攻，和红军进入对峙状态。

在红军主力在百丈关地区与刘湘主力决战期间，为保障中路军右翼安全，红军的另一只队伍由天全、飞仙关南下，出击荥经县城，守城的刘文辉部队完全不是红军对手，红军攻下了荥经县城。11月下旬，荥经方向的红军也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垭口至名山西北附近的莲花山一线。

12月初，蒋介石嫡系薛岳率6个师，从新津、成都出动，经洪雅向荥经、汉源大举进攻红军。薛岳一次就投入了9个团的兵力对荥经峡口实施重点突破，只有一个团的红军守军伤亡三分之二，团长、政委战死，只得且战且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

荥经一战，又有几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从此，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红四方面军只能希望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的区域，做过冬准备。

十一

成都市的市民虽说沉浮自安，慵懒心理使他们不太关心九里三分之外发生的事，可是对离成都不远的战事还是关心，毕竟此时关系到习惯的生活会不会被战火打断。成都各报纸是他们了解战事进展的主要管道，每天早上出版的报纸是识字人的必读，读过之后给不识字的人传达，此时就没有什么细节了，只是大家都知道，“霉老二”已经被打跑了。

11月21日，成都《华西日报》以“西线剿匪苦战经过战事激烈空前未有”为题报道百丈的战况：

“ 此次回师南犯之匪，共约五个军团，其指挥官为匪首张国涛陈昌浩等，自十七日起，我军正面已开始猛攻，是日因天阴雾浓，空军难以尽量轰炸，无大进展，十八日天气放晴，即进入激战状态，我军以大部猛烈冲击，结节前进，毙匪极众，我空军复全队出动，在鹤林场，廖家场，观音场，夹门关一带，掩护进攻，投弹百余发，该匪犹复顽强抵抗，与我军往复冲突，进出数十次，匪势消杀，我当进占鹤林场附近高地，是日夜仍在战斗当中，十九日晨九时，匪复以大部反攻，自晨至午，激战最烈，毙匪数千人，残匪极为狼狈，我军午后一时，确实占领白丈场，观音场，姑奴山等地，计十八十九日两役，匪我伤亡均大，尤匪徒被我官兵冲击，及飞机轰炸，死亡枕籍，详数正在清查中。盖此次匪集结大部，与我决战，较之过去战事，目标明显，故投弹命中，成绩最佳，机炮集中，射击效能亦极显著云”。 

11月22日，成都《新新新闻》如此描述大战经过：

“此次赤匪乘我改编整顿之际，转锋回窜，自天权全芦山战后，即倾其全力越过雅河，进寇名邛，企图窜扰川西，肆其荼毒，势专力众，狼奔豕突，其锋之锐为历次战事所未有。我梁旅长国华率范师两团，自寒（14日）扼守名山城，阻匪东窜咽喉，一周以来，赤匪昼夜围攻，不遗余力，交通完全断绝，城中食品均用飞机接济，我梁旅凭城死守，鏖战数昼夜，杀匪不计其数，使匪卒不获逞。我刘总司令驻节邛崃，调集二十一军各师旅大部，及李其相（家钰）师之一部，由邛崃分道出击，将士均抱有我无匪之决心，计自17日起，昼夜苦战，几经荡决，自19日匪尽撤去围雅州及扼守飞仙关匪部，加入作战，白刃相接，我军前赴后继，不稍退缩，双方死伤如积，卒将匪力摧破，狼狈溃窜，我军乘胜进占黑竹关，百丈，鹤林场，观音场，新店子等处，倾我潘旅又将夹关占领，均为所椐之要隘也，双方战事极时，匪我参与，所有重伤军匪，赤匪均残杀无余，遗骸遍野，血肉狼籍，不忍目睹，于此可见赤匪之惨无人道，亦可见战事之异乎寻常矣，赤匪此次挟其全力，期在必逞，一改往日避实就虚之格调，故搏战为最激烈，而伤亡亦最甚……我军调集之部队，使用尤不及三分之二，而继调之薛岳孙震部，尚在行进中。”

既然危险已经过去，成都市民不久就遗忘了这件事。只有“打霉老二”这一用词，偶尔会在闲谈时作为一个时间点的代词，被市民提起。

十二

从百丈战役失败、荥经峡口失守后，红军沿邛崃山脉的天台山、蒙顶山到青衣江以北建立起一道300里长的防线，保护以天全芦山为中心的占领区不至于马上被敌军攻破。这么绵长的防线，几万红军守卫，面对东面的川军的八十多个团，西南面中央军的六个师，显然非常薄弱，随时可能被攻破。

这个区域是川西平原边缘的深丘陵地带，可供耕作的田地很少，粮食总产量低，无法供养数万红军日常最起码的需要。芦山当年全县人口不到五万人，所产粮食仅勉强能够自给。百丈战役之驻扎芦山的红军有三万多人，几乎和当地人口相当，到了1936年2月基本上已断粮；当地不产棉花，全军的冬衣无法解决，1935年冬气温反常，本来很少下雪的宝兴、天全、芦山降下了大雪。数万红军将士在饥寒交迫中挣扎。

1936年2月初，南面薛岳的中央军六个师和东面的川军八十余个团开始向天全芦山发起进攻，弹尽粮绝的红军无法抵御，只能冒着风雪，饥寒交迫地第二次翻越夹金山，退向漫天冰雪的甘孜藏区。

这支红军主力部队的兵力锐减，南下战役开始时的8万人，现在只有4万人。这是红军在强渡湘江战役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又一次遭到的重大损失。任何战役目标均未达成，原来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损兵折将，原因是多方面的。

徐向前元帅晚年的回忆录对失败的原因做了权威的总结:“ 我军百丈决战失利，教训何在呢？第一，对川军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川军是我们的老对手，被红军打怕了的，历次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闻风而逃。但这次却不同。经过整编，蒋介石向各部队都派了政工人员，多数军官又经峨嵋军官训练团的训练，敌军的战斗力有较大加强。为确保成都平原，刘湘亲自坐阵，不惜代价，挥军与我死打硬拚。加上敌人兵力众多，运输方便，地形熟悉，保垒密布，炮火强大诸条件，便成了难啃的硬骨头。战役过程中，薛岳部又压了上来。对于这些情况，我们战前缺乏足够估计，想一口吞掉敌人，打到川西平原去。这是导致决战失利的主要原因。

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刘湘在这带集结的兵力，达八十个团以上，纵深配备，左右呼应，凭碉坚守。我们只集中了十五个团的兵力进击，一旦遇到敌人的拚死顽抗和反扑，深感兵力不足，捉襟见肘。部队两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乍到新区，人地生疏，群众还没发动起来，无法积极配合红军作战。这样，就难以取得战役战斗中的优势地位。

第三，战场的选择失当。百丈一带，地势开阔，部队的集结、隐蔽、攻防受很大限制，极易遭受敌机袭击与炮火杀伤。当敌发起反攻时，我军处在十余里的长弧形阵地上，三面受敌，相当被动。另外，部队习惯于山地战、隘路战，而对平地、水田、村落战斗，则缺乏经验。有些干部到了平川地带，连东西南北都辨别不清；敌机来了，无法对付；部队撒出去作战，抓不住，收不拢，影响了指挥信心。仗打得比较乱，有的部队“放了羊”；有的部队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协同配合不好；有的部队不讲战术，增大了伤亡。如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十三

1936年４月下旬，红２、红６军团分别从滇西北的石鼓、巨甸两地渡过金沙江，向北前进进。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到达理化以南的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22日到达甘孜之蒲玉隆，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会合。30日，红二军团在绒坝岔亦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会师。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1936年8、9月间，红军二、四方面军从四川进入甘肃，后先后完成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和“（临）洮岷（县）西（固）战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地区胜利会师，红军全部离开了四川。

四川境内再无战事，国民政府开始经营四川，将四川建设成为“民族复兴基地”的工作才能进行。

四川盆地四周群山怀抱，要承担此重任，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当时的四川省政府实施战时工役，征调沿途大量民工，赶修并整理公路，以应军需。当然，这些都是在蒋介石的督促之下进行的。

1935年 3月4日蒋介石在重庆出席四川党务特派员办事处扩大纪念周，演讲《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认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那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附1）。

10月6日，蒋在成都出席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题为《建设新四川之要道》的训话。他说，四川是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的最好根据地。两天之后，蒋又在成都行辕对四川各高级将领发表讲演，题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指出“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附2）。

在1935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川人民筚路褴褛，一共修筑了四条通往外界的公路。这些公路，对于支撑八年艰苦抗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川黔公路是四川首次大规模征工修建的公路，1935年2月26日正式开工，6月15日依限完成工程。川黔路由成都至贵阳，全程计长980公里，其在川境者，有620公里。这条公路从重庆出发，在綦江的雷神店和川湘公路交汇后，继续南下，经崇溪河进入贵州境内，过桐梓，越娄山关，经遵义、息烽、贵阳、安顺、晴隆，在滇黔交界的胜境关进入云南连接滇缅公路，直通缅甸原首都仰光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沿海港口几乎全部沦陷，特别是1940年日军进占越南，切断了滇越铁路后，滇缅公路成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陪都重庆成为这条输血管道的终点。

川陕公路：1935年9月15日开工，11月19日开始通车，工程不过36天。川陕路全程长820公里，在四川境内计长413公里。川陕公路和1935年竣工的西兰公路在宝鸡相连，在抗战初期是中国通向国外的唯一通道，苏联的大批援华物质通过这里运往四川，保证前线的急需，是抗战初期一条不可缺少的动脉。

川鄂路：1936年2月15日开工，年底路通车。这一条公路是保证以后的宜昌保卫战物资供应的唯一通道。

川湘公路：1936年1月底动工，1937年1月15日通车，在四川省境内长698公里，当时内陆四川通往东南沿海的最快捷的公路线。起于重庆綦江县的雷神店，经綦江、南川、涪陵、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等县入湘境的花垣县茶洞镇，最后止于湖南省泸溪县的三角坪。抗战初期，中国政府依靠这条公路将国际援华物资从广西北部湾及越南运重庆。

1935年5月，蒋介石在成都，还命令四川公路总局抓紧整顿成雅、成灌、成内、成嘉、成绵5线，限期赶修完善。这些公路，一些和新建成的四条公路相连，一些则通往省内的重要城市，成都由此才进入了公路枢纽的城市范围。

从1935年到全面抗战揭幕的两年内，四川人民为“民族复兴基地”修建公路付出了几十万无偿的人力代价。所需征工对象为征工区域内人民，年在18岁以上、45岁以下之壮丁。被征为路工者，如抗不应征，由县长依法严行惩办。

名曰在学学生，及现任学校教职员；现任政府官吏；现役军人；确患重症，经许可登记之医生证明的人；确系单丁，有赡养家室之责，靠劳力收入以资生活，经邻里五家以上证明的人不征。事实上，政府在征集过程中弊端丛生，连蒋介石都承认“所征尽是贫苦人民”（附3）。而且，各县负责的路段，民工伙食费均自筹。

在这种情况之下完成的“四大公路干线在军事上，战时对北战场、南战场及滇缅战场发生效用之伟大，实在不可以言语形容。”（附4）。 “更有无量之价值，尤为四川民众对于国家交通建设之特殊贡献，实为任何人不敢淹没之事实。（附5）”。

除了交通之外，预先进行的抗战准备还有：

1933年7月，国民党政府又下令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

1932年11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9月10日，国防设计委员会增设了“计划部”，制定了多项战时计划，其中就有《四川水力建设计划》。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在四川所建设的龙溪河水力发电站，就是按照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四川水力建设计划》实施的。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6年3月，资源委员会在国防设计委员会及资源委员会成立之初对国内各项资源调查的基础上，并根据国防需要和可能的经济能力，拟定了一项重工业建设计划，预定于三年之内，在中部的湘、鄂、赣等内地建设与国防需要直接相关的重工业和矿业，奠定我国冶金、燃料、化学、机器及电器工业的基础。在战争爆发时，四川巴县、达县石油矿、四川彭县铜矿、重庆临时炼铜厂、四川金矿等已经开始投产。

十四

1934年到1935年四川和成都历史上的一页就这样翻过去了，似乎有一只看不见踪影的大手，将历史前进的方向执拗地朝为中华民族一年多后的全面抗战保留最后一个战略支撑点扭转，与之相悖的一切走向都会被否定。

此处省略534字。

在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必欲将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如果四川全境游击队蜂起，分田打土豪，电道粮站被破坏，“红色恐怖”笼罩全川，中华民族悲壮的全民抗战历史就会以另一种方式书写，结果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川事基本平静，但是留给中华民族的战争准备时间确实太短了。从1935年底到77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间不足两年。除了紧急完成起码的路网建设之外，工业生产基地，特别是军工生产的准备才刚刚起步。如果上天能再假以时日，中国的抗战也许就不会打到“血都流干净了”的程度，当然此乃幻想而已。

1933年兵祸结束后，川北难民回到家乡，家乡已经田园荒芜，十室九空。秋种既尽，冬粮未播，生计何依？幸运的是四川百姓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能在绝境中继续生存，接下来又支撑着渡过了从1935年持续到1937年上半年的川中大旱。四川的农民真苦，天灾人祸接踵而至，几乎没有一天消停。即使如此，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四川农民依然挤出最后的乳汁，为抗战在兵员、粮食、人力上做出了惨烈的牺牲和贡献。

附2：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三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80页

附3：蒋介石：《巡视川滇黔感想》，天津《大公报》，1936年5月6日，第三版。

附4：周开庆：《四川与对日作战》，台北，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259页

附5：魏军藩：《四川四大国道建筑之回顾及其使命》，四川公路局总务处编查股编印：《四川公路月刊》第十一期，1936年11月30日出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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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宣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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