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回想起《河边的错误》最后的场景，镜头推近马哲儿子的脸，那种似笑非笑的神情，让我忽然背脊发凉，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是一部好片子。
刑警队长马哲奉命侦破一桩河边女尸案。在证人证物都指向死者收养的疯子的时候，他坚持用怀疑的态度继续侦查。结果牵出了宏与玲的师生恋，牵出了理发师许亮的异装癖，牵出了死者幺四婆婆的SM情结，最后，宏死了，许亮自杀了，报案的小孩也死了。
命运让玲鬼使神差地到河边去与宏约会，许亮鬼使神差地在那一天异装去钓鱼，小孩到河边去玩耍，所有这些偶然性，因为幺四婆婆的死而串联到一起，又遇到一个执着去发现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的马哲，于是一切的悲剧就这样展开了。
疯子大杀四方，却都用一种在我们看来残忍的方式成全了死者：幺四婆婆在受虐中满足自己的快感，最后既满足又遗憾地说：“可惜只能死一次”。宏说只有死亡能让我们分开，但现实不得不让这对畸恋男女分开的时候，疯子用一场他杀让他们彻底分开了。报案的小孩想要看一看杀人者的脸，他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愿以偿——那是这部电影中唯一阳光而快乐的笑容。最终，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觉，他又用自己的死，满足了马哲立三等功的愿望。似乎，疯子，成为了这场现实闹剧的主导者。
相反，自认为正义象征，人间清醒的马哲，却不断地在阴差阳错中，间接地引发了一起又一起命案，揭开了一个又一个人内心不愿被揭开的伤疤。最终也将自己逼入了真幻不明，神志不清的疯癫状态。
在我看来，“河边”，在这个作品中，是一个极富隐喻色彩的意象。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之中，河流的意义是始终如一的，自从孔子在河边发出了第一声喟叹，河流就借助于“时间”这个中介物，与我们的生命联系到了一起。但是，“河边”就不同了，如果我们只是站在河边，就成为了这条河流的审视者、批判者，我们将河流看作是一个有待分析的客体，我们去思考普遍联系、思考对立统一、思考偶然性背后的必然性……但事实却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错误，而且也因为这个错误，一条条生命就此消失了。虐恋、畸恋、异装癖，不过是河流流淌的一种形态，但是当我们站在河边，以旁观者的姿态去评价他们“正常”或者“不正常”的时候，我们就是站在河边去犯错误的那个人：生活和历史，永远是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事，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件具体的事。顺便指出一下，将杀人的疯子称为“疯子”，不也是人们站在河边审视他的“结论”吗？
在整个影片中，马哲下了两次河，第一次是搜集证据时，并没有展示他在河里的情形，只是拍了他上岸之后，擦拭自己被河水弄湿的手臂的情形——此时他是以检视者的身份下河的。在影片接近尾声的地方，他真的下河了，而且还把整个身体没入了河中。而诡异的是，此时，疯子却在河边穿上了马哲的衣服，实现了身份的调换，成为了那个在河边审视一切的人。而马哲此时真正感受到了被喟叹和审视的屈辱，他几乎是恼羞成怒地将疯子砸死了……说到衣服，我以为也具有隐喻的色彩：影片里疯子和马哲肩并肩蹲在河边，将衣服铺展在水中，往上面堆石头，但是衣服并没有沉入河中。衣服的本质是社会化的，是用来包裹每一具具体的生命，让这些生命适应这个社会的“伪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衣服”是不可能真正沉入河流之中的。
影片的最后，一扫原本阴郁的格调，变得阳光明媚——但恰恰是一种阳光明媚，却让人感到格外的虚假：马哲不再邋遢，和大家一样穿上了整齐的警服（前面有一个细节，妻子和他一起合影的时候，当摄影师说换一套衣服的时候，妻子坚持要他穿着警服不要换），英姿飒爽地接受三等功的奖励。一年以后，夫妻二人其乐融融地给孩子洗澡，墙上挂上了那幅本不可能完成的拼图，孩子在浴盆里做着当年疯子和马哲在河边做的同样的事，镜头直接推近那个孩子的脸，那张脸与孩子的年龄并不相称，有一种特别诡异的神情。我就是在回忆这个场景的时候，后背发凉，觉得恐怖，即便是现在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当口，依然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在观看影片的第一时间，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是一个一岁大的孩子，当时还脱口而出“这也太不真实了，一岁的孩子怎么可能这么大……”现在，我才真切地体会到香港戏剧家林奕华说的一句话：“每个进剧场的人都是病人”。
当我们渴望理清这部影片的头绪，去判断谁是凶手，马哲有没有疯，马哲的孩子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影片究竟在讲什么（其实我现在就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导演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这个答案出现在电影的开头，那是加缪的名言：“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