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幸存者之罪

登山幸存者之罪

Survivor’s Guilt In The Mountains

作者/ Nick Paumgarten

译者/ 宋明蔚

“登山者承受巨大的死亡风险，只为了考验他们的体能和精神极限，只为了追寻登山艺术之美，只为了体验活在人世间的不稳定性和恐惧感，只为了寻求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精神启迪。

虽然整套攀登文化看似疯狂、愚蠢、毫无意义，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体现了人类专注之极限的必要性。它结合了精益求精与离经叛道两种精神，最终推动一小撮人去尝试难比登天之事，结局要么是谱写人类新的乐章，要么彻底放弃，成为隐士或僧侣遁于人海茫茫。”

致敬逝去的登山者。

在山城小镇，初秋时的暴风雪是个麻烦，也是种诱惑。它把一群人赶出山区，却吸引了另一群人前赴后继。2017年10月的第一周，蒙大拿州博兹曼南部的山峰降雪量达到了一英尺多。在5号黎明前夕，一群人从海厄利特峡谷的停车场出发了。海厄利特峡谷是城外一处颇受欢迎的户外胜地。队里领头的那个人被新雪吓了一跳。为了尽量减少雪崩的风险，他要确保每名队员都要小心谨慎，保持在山脊没有积雪的地方攀登，远离山坳中的积雪。他是康拉德·安克（Conrad Anker），美国著名登山家。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年长的登山者，也有勇敢的登山者，但没有勇敢且又年长的登山者。截至目前，现年54岁的安克是个例外。

这次有着特殊意义的攀登不算危险。基本上是攀登一座徒步级别的小山。这座山峰原名为10031峰（海拔1031英尺，并不算高）。2005年，因纪念已故登山者、波兹曼地区的精神偶像亚历克斯·洛（Alex Lowe），此山被重新命名。这群人爬向亚历克斯·洛峰的山顶，在山顶扬起亚历克斯·洛的骨灰。安克想，如果在这次攀登途中遭遇雪崩，那就太扯淡了。

1999年，在攀登喜马拉雅的希夏邦玛峰时，年仅40岁的洛遇难。他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杰出的阿式攀登者。即使是在英年早逝并不算稀奇的攀登领域，他的死也让人感到震惊。在行事谨慎的前提下，他愿意在任何一座山峰上会用自己的攀登方式为之一搏——与其说他是胆大妄为，不如说他在苦修攀登的艺术。然而，雪毕竟只是水的一种自然形态，它还是要受地心引力的控制。在希夏邦马，一场巨大的雪崩将两名登山者——洛和摄影师大卫·布里奇斯（David Bridges）——埋在了数吨冰雪之下。雪浪追逐着安克逃跑的方向，他被冲倒在地，雪崩将他吞噬。雪浪散去后，他发现自己呆在一片被移平了的空地。徒留自己一个人活着。

安克（右）和亚历克斯·洛。两年后洛死于喜马拉雅的雪崩，安克幸免于难。摄影：Gordon Wiltsie

12个小时后，洛的妻子詹妮弗回到波兹曼，接到了大本营打来的电话。安克通过卫星电话告诉她，她的丈夫遇难了。她早就对这次探险有种不详的预感，做了噩梦，而且——一反常态地反对。因为她自己也是名登山者，她每次都无条件支持丈夫——但这次，她恳求洛不要去。但洛觉得，无论是对登山搭档而言，还是对赞助这次探险的北面（the North Face）和NBC体育而言，自己都有义务去一趟。“这是我的工作，”他告诉妻子。“这是一次工作性质的探险。”他们有三个儿子，分别是十岁、七岁和三岁。

和洛平辈儿的登山大佬们，不仅钦佩他在山峰上达成的攀登成就，也钦佩他是一名称职的父亲和丈夫。虽然现实情况是，即使你一年有几个月不在家，作为一名登山者也还算是尽职的父亲。“我们都很佩服他，因为他能很好地平衡攀登和家庭生活，”安克对我说。安克和洛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志趣相投，经常一起搭档攀登。后来安克自己承担起了照顾珍妮和孩子们的责任，和他们一起在波兹曼生活了一年又一年，尽其所能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同时也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亚历克斯死后不到两年，安克和珍妮结婚了。安克收养了两个孩子，珍妮现在自称是洛·安克。洛·安克有另一个世界级的登山者作伴侣，她的伴侣身负所有的荣耀、烦恼和骂名。

2016年，在尼泊尔的时候，安克接到了一通电话。用他的话说，在你把电话贴在耳边之前，你就能猜到是什么事儿了。电话是他的朋友兼同事大卫·戈特勒打来的，当时大卫正在攀登希夏邦马峰。他意外发现了一些陈旧的北面装备，经过挖掘，他们找到了几具遗体，似乎是大卫·布里奇斯和亚历克斯·洛。由于气候变化，遗体从冰川中融现出来的速度比预期得还要快。几个月后，安克、洛·安克和三个男孩前去喜马拉雅山寻找遗体。

大儿子马克斯在小的时候，还曾幻想过世上定会有奇迹。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次旅程终于让他们意识到，爸爸真的死了，没有什么奇迹，爸爸再也不会回来了。至于安克，他反反复复地做着同一个梦，梦见洛回来和孩子们团聚。“这一切的一切，给我太大压力了，”安克告诉我。“这是他的结婚戒指，这是他的相机，这是在他背包里的水壶。”洛的遗体被发现时正趴在地上，双臂交叉在胸前。“他手里拿着婚戒，窝在胸口处，”洛·安克说。收敛遗体是个大工程，需要挖出遗体、包裹好，再通过悬崖上的吊索拖到大本营。他们拖来一捆柴火和一些燃料。孩子遇见逝去的父亲，妻子重逢遇难的丈夫，朋友目睹着挚友的遗体，这种事在山上闻所未闻。“我们守了一整天，”安克说。“然后我们把遗体包起来火化了。”

一年后，这家人把骨灰带到了亚历克斯·洛峰。在山顶上，他们把骨灰扬向天空，说声再见。这是一种完结。自洛被白雪掩埋之日起，迄今已有十八年了。他们下山回到车上，天已经黑了。

几天前，安克在勃兹曼的健身房里，遇到一位名叫海登·肯尼迪（Hayden Kennedy）的年轻登山者。肯尼迪，二十七岁，几年前首登了巴基斯坦一座臭名昭著的塔峰，食人魔峰，并以此拿到了攀登界的年度重磅奖项，金冰镐奖。科罗拉多州的肯尼迪，和他波兹曼的女友英格·珀金斯（Inge Perkins）最近搬到了镇上的一套公寓里。高中毕业后，肯尼迪就一直住在他的面包房车里，开启了攀登生涯。23岁的珀金斯也是名优秀的滑雪者和登山者，在蒙大拿州立大学读大四，主修数学。安克和珀金斯家住在一条街上，他曾教过英格一些攀登技术。肯尼迪的父亲迈克尔是位功成名就的登山家。几十年前，安克和肯尼迪的父亲迈克尔一起爬过山。安克是看着海登长大的。

在亚历克斯·洛峰祭奠仪式的两天后，肯尼迪和珀金斯在攀登Imp峰时遭遇雪崩。Imp峰地处偏僻，位于海厄利特峡谷的西南山脊，是一处滑野雪的地方。那是雪季的新雪。肯尼迪的半个身子都被埋进去了。他自己爬了出来，却没发现珀金斯的踪影。他在雪崩现场中搜寻了好几个小时，不停地搜寻和挖掘，尽管他心里知道，被埋在雪中的雪崩遇难者几乎挺不过20分钟。最后，他放弃了，滑雪下撤，开车回到了波兹曼。后人们只能推测，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他心中充满了恐慌、痛苦和自责——他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在公寓里，写了封15页的信，然后服了致命剂量的止痛药和酒精。

海厄利特峡谷一处雪崩。摄影：B. VandenBos

肯尼迪从来没有暴力倾向，也从没有自暴自弃、亦或是鲁莽行事。“他的童年没有受过任何创伤。”迈克尔·肯尼迪最近对我说，“难道是有什么我们没有觉察到的事情吗？我们也很费解。”与食人魔峰相比，Imp峰好比是日常郊游一般的线路，充满乐趣。“他在纸条上写道，‘我们去那儿都是我的错，’”他的父亲继续说，“我认为，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里，真正困扰他但在信中没有明言的一点是，他觉得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海登·肯尼迪遇难的一周前，他在一个名为Evening Sends的登山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悲伤的文章，讲述了最近他的一些攀登搭档在山上遇难的事情，其中包括和他一起攀登食人魔峰的凯尔·邓普斯特（Kyle Dempster）。邓普斯特和另外两名登山者在一年前的一场暴风雪中失踪，当时他们正尝试攀登食人魔二峰。近年来，世界顶级登山者和滑雪者的死亡率，甚至能和一个战斗排的死亡率相提并论。在那篇文章中，肯尼迪抛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经常困扰着那些经历过遇难事件的人们：“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些遇难了，有些却能幸存下来？”

叁

去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安克给我看了笔记本上的一页纸，上面有三十多个手写的名字——都是已经遇难的好友和搭档，几乎都死于攀登事故。很多人的名字就像圣经故事或棒球故事一样耳熟能详，唤起了我的悲伤记忆。这份名单始于安克的导师马格斯·斯达普（Mugs Stump），他在1992年攀登德纳里峰时掉进冰裂缝。这份名单之后是斯科特·亚当森（Scott Adamson），贾斯汀·格里芬（Justin Griffin），汉斯·萨里（Hans Saari），道格·库姆斯（Doug Coombs），奈德·吉列（Ned Gillette），米拉·施密德（Mira Šmíd），哈里·伯杰（Hari Berger），托德·斯金纳（Todd Skinner），沃尔特·希普利（Walt Shipley），昂·夏尔巴（Ang Kaji Sherpa），乌里·史塔克（Ueli Steck），迪恩·波特（Dean Potter）。除了想要实现自我价值之外，这些殉道者们从不寻求任何目的和结果。

“我之前和海登聊起过，痛失亲友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安克说。“就在那之后，他也陷入了这种痛苦之中。整个世界一片黑暗，想过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之前从没有深入聊过这件事，因为这个话题会让人联想起自己的羞耻心或脆弱。”

海登·肯尼迪在写字。摄影：Courtesy of Urban Novak

肯尼迪自杀一周后的一个晚上，安克给波兹曼的心理治疗师蒂姆·泰特（Tim Tate）打了电话。安克和泰特经常一起去徒步，聊聊各自的生活。泰特曾帮助安克和洛一家度过了那段黑暗的时光。所谓黑暗的时光，正是安克所说“身为幸存者的负罪感”——总觉得自己在过着他人生活的不安感。

与泰特的谈话简明扼要，正如同与安克的谈话一样。安克想知道，泰特是否愿意为北面公司提供痛失亲友、过度悲伤和心理伤害等问题的心理咨询服务。北面是家1966年在旧金山湾区成立的户外用品公司。安克是北面运动队的队长，这个团队汇聚了100多名户外探险者，包括攀岩者、登山者、极限滑雪者、单板滑雪板者和超级马拉松越野跑者。他们都是由北面赞助的运动员。

肯尼迪和珀金斯的遇难对许多北面的年轻运动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们俩都不是该公司的赞助运动员。2018年春天，安克带泰特来到加州的阿拉梅达市，与北面高层会面。“我想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导师甘道夫，”安克说。此言既是指自己和泰特的关系，也在说泰特的萨满教徒般的行事风格。这种行事风格根植于他内心深处，甚至也可能天生如此，但他也受过后天的训练。泰特是一位训练有素的荣格派信徒，也是传说荣格继承者詹姆斯·希尔曼的朋友兼助手。泰特在他的修行中，融入了一些禅宗佛教和北方平原住民部落的各种仪式和信仰。泰特对公司高层们阐释了他的心理疗法，以及他对健康的理解。“我更愿意让人们了解他们病症的来龙去脉，而不是抑制症状或控制问题。”他最近对我说，“我们需要解决运动员们长久以来特殊的使命感。这不是唤醒自我人格的神话故事，而是一种他们无法拒绝的召唤。他们的大脑里有一个喇叭在反复回响。他们身不由己，但势在必行。”

不久后，“甘道夫”作为一名智者开始出现在北面的活动中，一些运动员被他说话的方式以及他与安克的关系所吸引，指名道姓要见他。其中还有几个人跳过了北面公司，自行跑去了波兹曼，接受泰特所谓的闭关修行。修行包括为期两天、每天两轮两小时的训练，还要完成各种任务。如果运动员表现不错，还有机会接受安克和洛·安克会的亲自指导。

“我小时候是名牛仔，”北面单板滑雪运动员马克·卡特（Mark Carter）对我说。“我们那儿的人从不参加心理治疗。”卡特在怀俄明州的养牛场长大，副业是卖牛肉。他的赞助商还有一个牙签品牌。他说，他这一生中最悲痛的事情就是一名堂兄的离去。那名堂兄与他同龄、同姓，是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2007年死于伊拉克。“蒂姆给我布置了家庭作业，”卡特说。“他让我给堂兄写了封信。我写了两个月。”

希拉里·艾伦（Hillary Allen），绰号“希拉里山羊”，是北面赞助的超马越野跑运动员。她还是名神经科学硕士。2017年， 28岁的她参加了场35英里天空跑比赛，奔跑在挪威的山脊上。她脚下一滑，摔下四十多米深的悬崖，背部、胸腔、手臂和脚部共14根骨头骨折，还撕裂了一处韧带。“我吓坏了，”她说。“我一直在做恶梦。我心里一直想穿越回那一天，好让这个悲剧不再上演。我有种负罪感，犹豫着还要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件差点害死我的运动。大家建议我找一位运动心理学家或定期参加心理咨询，但总觉得不太合适。”相反，她去了波兹曼，找了泰特闭关修行。“他才是我的菜。我是一个向往山峰的人。我可不是那种穿着粉红衣服的黏人女生。”

现年71岁的泰特，从80年代初就开始就在波兹曼进行心理治疗。泰特住在波兹曼附近，他的一个朋友泰德·叶茨（Ted Yates）在一次严重的车祸后，陷入了抑郁症和吸毒成瘾的恶性循环，最后自杀身亡。这个事故后，泰特发现自己有种化解痛失友人的悲伤的能力。耶茨的父亲是一位备受尊敬的电视纪录片导演，他在报道第三次中东战争时被枪杀。耶茨的继父是《60分钟》的记者迈克·华莱士（Mike Wallace）。泰特在乔治城的一个圣公会教堂里主持了耶茨的葬礼。后来有一天，在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上，他发现自己在开导悲痛欲绝的华莱士。在1962年希腊的一次徒步事故中，华莱士失去了一个儿子。华莱士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刚刚是如何开导我的，但我深感敬佩。”他回忆说，凯瑟琳·格雷厄姆（译者注：Katharine Graham，美国报业第一夫人，《华盛顿邮报》前发行人、董事会主席）问泰特是否也会主持她的葬礼。泰特现在还戴着华莱士送给耶茨的君皇牌手表。

“悲伤打开了通往脆弱的大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都可以直面生活，活在当下，”泰特告诉我。“长者、圣人、萨满教徒或巫师们的教义——这些都不是我想提倡的方式。这就是我自己独有的方式。对运动员们来说，也很有效。”

肆

9月下旬，安克和泰特给我发了一段自拍视频：金色黄昏中，他们酷似两位银背大猩猩在山脊上徒步。他们邀请我去波兹曼。“来我们家玩儿啊，看看我是在哪里工作的，看看我和亚历克斯生活的地方。”安克说。我不知道他是想说“我和珍妮生活的地方”，还是想说洛一直没离开这栋房子、这个家庭，他的精神以某种形式永垂不朽的。“到10月5日，就满20年了，”安克接着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成为了我们回忆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

泰特说：“顺便来我的办公室实地考察下。总没坏处的。”

泰特在机场迎接我——拥抱了我，说了句“你终于来啦”——然后我们开车进城去散步。90年代初，我和妻子从大学毕业后，就住在波兹曼。彼时亚历克斯·洛已经是个名人了。有一天，一位住在亚里克斯家街对面的朋友把我引荐给他。我感觉就像和迈克尔·乔丹握手一样。当时，我看了些相关题材的杂志文章和电影，对山野生活有些模模糊糊的概念——在滑雪上小有所成——但我很快发现，我在这方面没有成为一流高手的天赋，也没有承受风险或痛苦的能力。20年前，我爷爷和姑姑在一场雪崩中遇难，当时我父亲在场。几十年来，这些悲剧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的家庭。

我想看看我和妻子当年租的公寓。当我指给泰特看那所房子时，他顿了一下，说道：“这也是我和妻子刚搬到波兹曼时住过的地方。”竟然是同一处房子：巧得让人觉得冥冥中自有天意。他又说道：“我们听说公寓最后一位租客在房间里上吊自杀后，我们就搬了出去。”

那天下午，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呆了一会儿。在波兹曼市中心一栋老砖房的一楼，泰特会见了他的客户——“在蓝色大门后面，”他经常这么说。（他从上一处缅因街的办公室里弄来了一扇漆成蓝色的前门，这成了他在波兹曼的招牌。）他又高又壮，留着白色的小胡子，衣服上打着灵魂般的补丁，留着经常梳成发髻的长卷发。今天，他坐在办公室里，打着领带，穿着格子衬衫、徒步裤和靴子。房间里装饰着羽毛、骨头、牛仔元素和美国原住民艺术。卡尔·荣格的《红书》精装版摆放在书架上，摊开到关于地狱的那个章节。他一天上七节课。他说：“每节课之间，我都会有焚烧雪松的仪式。”每年，他都会从近加拿大边境的库特奈国家公园里的同一棵树上采摘雪松。“很多人都赶时髦，开始用鼠尾草或之类的东西。我当年跟着一位脱离族群的克劳人，做了十二年学徒才学来的。所以我问心无愧。这是我自己下功夫学来的。”

泰特既不玩登山，也不玩滑雪，至少还达不到那些来找他的北面赞助运动员的水平。对他们来说，泰特有点像那些从来没有实践过，但却掌握了一些基本要领的教练。

大多数运动员似乎对泰特丰富的经历知之甚少。在蓝色的大门后，他们倾诉，泰特倾听，但等我坐在沙发上时，我却必须要问他：“说说你母亲的故事吧。”她是一位在密歇根长大的瑞典人，她在芝加哥北部的穆迪圣经学院遇到了泰特的父亲，他是一名长老会教徒，当时他们正在那里接受传教士培训。“他比较守旧，不苟言笑。他热情洋溢，传教布道时单凭一张嘴，从来不用讲义，”泰特说，“甚至有些太过了。”

泰特的父母在不惑之年时生下了他，是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他是一个“意外”。他的童年时光就是“皮带抽着屁股”度过的。“父母不准我参加舞会。”泰特跟着哥哥去了迪比克的一所长老会学院，想成为牧师。他却爱上了一名啦啦队长，她的父亲是德国人，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市那里，这对情侣和女方家人一起，度过了他们的大学三年级时光。为了方便搬到一起住，他们结婚了。泰特二十岁时生了个儿子。儿子出生仅6天之后，他们又偷渡回了迪比克。“那是1969年，”他说。“那一年我大四。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变得激进。我从预科学校退学，拿到了教师资格证书。”毕业后，在学生抗议的浪潮中，他和他的新家回到了德国的席勒学院。他在那里担任讲师，后来成为了教务处主任。“我烧掉了我年轻时读的神学书籍。取而代之的是海德格尔、歌德、维特根斯坦、尼采，以及精神分析学——荣格的著作。”

一名生于19世纪中叶的叛教者，开始寻找心灵的归属和肉体的原罪：在70年代中期之前，泰特一直在南加州一所名为“金色西部”和“橙色海岸”的社区学院，教授心理学和人格理论。“显然，我不太适合结婚。”他说，“离婚后，我只分到了我那辆750雅马哈摩托车，和一个宝蓝色的懒人沙发。（他现在和儿子很亲近。）脑补一下这个画面，这位叛教者从摩托车上下来，穿着佩斯利花纹衬衫，带着头巾，紧身裤塞在高筒靴里，走进金色西学院的课堂，教授人类性行为的课程。“教职工们对我本人，我的性格以及我的教学风格都很反感，”他说，“我对学习理论知识很感兴趣。”一名叫苏珊的女人，不幸嫁给了一名来自宾州的门诺派教徒，开始出现在他的人类性行为课上。

泰特和苏珊开着他的达特桑汽车上路了。他们兴奋十足，几个月后开到了蒙大拿州迈尔斯城，泰特姐姐就住在这里。想当年泰特十几岁的时候，每到了暑期就在迈尔斯城组乐队。苏珊在一家名叫墙洞的酒吧找到了服务员的工作。泰特在派恩山少管所找到了一份辅导员的工作。这是一所州立学校，专门招收顽劣的少年犯。“这里一直以来的管教方式就是用镇静剂和面壁思过惩罚他们，”泰特说。少管所聘请他来，想试试一些更先进的管训体系。“这些孩子劣性十足，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就是在那里，我心中关于人性本恶的残念才彻底消失。”1982年，这对夫妇搬到了波兹曼，生了一个女儿。苏珊在一家名为“时代领头”的发廊找到了份工作。泰特教授历史，开始了他的治疗实践。

在80年代初，泰特偶然认识了一位半克劳族血统、半苏族血统、半蒙大拿州祖籍的白人男子。他叫斯科特·弗雷泽，当年在比林斯的一家炼油厂工作时他差点出事儿死掉了，后来在克劳族太阳舞的仪式中成为酋长，并在族人的反对声中，向外界公布了这项臭名昭著的残酷仪式。泰特参加了其中10次仪式，每次均为在无水无食物补给的情况下，进行为期3到4天的高强度运动。在弗雷泽的督促下，他在荒野之中找到了四头老鹰的尸体，并摘下它们的羽毛。他参加了一项传统的高海拔绝食训练——为了寻求异象。“当你一个人在山顶不吃不喝坐了三天，什么都无所谓了，”他说。“所有的精神防备都消失殆尽。”

“只要我对某件事感兴趣，我定会深入研究进去，”他继续说。“但显然这有些像邪教了，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没再继续。”

泰特还参与了诗人罗伯特·布莱领导的早期“神话传说男性运动”。一篇关于“布莱和格林童话”的文章成为了童话故事《钢铁约翰》雏形（后来成为布莱1990年畅销书的书名），这篇文章吸引了泰特的兴趣，他去了趟布莱在明尼苏达州休伯特湖的小屋。“那里有一百多人，”他说。“它变得很西式。他们一度建造了6栋汗蒸房。主导这件事的人远远超过了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当时我在克劳族药师那里工作了三年。我及时介入，让这件事回到了正轨。”在这群男人的聚会上，你要认领自己的动物图腾。泰特的图腾是一头驼鹿，布莱的是一头熊。“我会像麋鹿一样昂首阔步，之后布莱和我经常像熊一样摔跤。”他说。

“我喜欢大块头的男性，”泰特告诉我。“我自己块头就很大。这类人个性鲜明，身材高大。所以康拉德和我相处得很好。和那些谦卑的成功人士待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舒坦。”

伍

那天晚上，我们与安克和作家戴维·夸曼碰面，喝了几杯。这三个人是自称是波兹曼地区的“苏格兰俱乐部”里非正式聚会的常客：他们偶尔会在偏远的小木屋里度过醉生梦死的夜晚。讲述着故事，探讨着真理，此刻每个人都摘掉了面具。正如镇上的其他聚会一样，在这个小型聚会上我不断听到大家提到普通人（也就是那些非著名登山者），他们所爱之人在攀登和滑雪事故中遇难。在这类群体中，它几乎和癌症一样常见。作为攀登界中的大佬，安克和洛·安克，似乎与他们所有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安克一头棕发，方下巴，为人热情且含蓄。蒙大拿州的朋友都劝他干脆去竞选公职算了，但他觉得自己脸皮还不够厚。他在加州中部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附近长大。自淘金热以来，他长大的那块地世代属于他的家族。他的母亲在德累斯顿郊外长大，二战刚结束时，她在德国遇到了还在当兵的父亲。安克在加利福尼亚的花岗岩岩壁上学习攀岩入门，冰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吸引了他，最后他成了一种新兴攀登形式的先锋：专攻高海拔大岩壁攀登。2011年，他与吉米·金（Jimmy Chin）和雷南·奥兹特克（Renan Ozturk）首登上了梅鲁峰。梅鲁峰位于印度，冰岩混合地形，上世纪80年代马克·斯汤普（Mugs Stump）曾尝试攀登过两次。这次攀登的素材促成了一部纪录片。安克很擅长塑造戏剧化的故事情节。他第一次出名是在1999年，当时他在离珠峰峰顶不远的地方，发现了早期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的尸体。75年前，马洛里就是在那里遇难的。无论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安克陷入了一种失踪与重现、死亡与重生的因果循环之中。

安克继承了亚历克斯·洛在波兹曼地区中的名人光环。那天晚上喝了点酒之后，他走了一条小路回家，没有走大路，而是走了后巷，无精打采地在一片阴影中踱步着。“饿狼般的眼睛，”他说。他解释道，小镇上的人们看他的眼神，让他觉得好像他们总是想占用他片刻时间、获取他的关注。“名气”也是他博取资本的一部分——有了一家知名户外运动品牌的丰厚赞助，他选择以一位功成名就的登山者形象面世——但他不习惯公众对他怜悯的目光。他在这个星球上杳无人烟的极端残酷之所中，反而活得更潇洒。身边总有一两位登山大神相伴：他们渴望攀登，总是抬头仰望头顶上的巅峰。而一个冰冷的露营袋，就能让你获得片刻的幸福。最近，安克在机场遇到了一位粉丝：“我用帽衫遮了起来。这个家伙却兴冲冲地朝我走来，眼睛都绿了，我只好和他攀谈起来。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我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梅鲁峰’，弄得他就是你商业上的合伙人，一个破产了的家伙似的。然后我就怒了。”

我们从后门走进他的家里：眼前是花园、车库、玩具和各种工具，还有狗。洛·安克在厨房里已等候多时。她问了问我们第二天晚上在海厄利特峡谷露营的计划。“都谁去啊？”她用一种山区特有的尖嗓子语调问我。

“只有康拉德、蒂姆和我。”

“可怜的男人们，”她无不嘲讽地叹道。洛·安克有时不想迁就登山者的悲伤心情。事后，她解释道：“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包括丈夫去世的年轻女性。当然，在攀登界也有些女性登山者会死去，但大多数还是男性。还有很多心碎的女人和被抛弃的家庭。”她引用了一句几十年前听过的一句话，这句话总会有人时不时地提起：“攀登和年轻人去打仗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像我这样的女人不在少数。在战乱地区有多少妇女失去了丈夫、儿子和家人？”

安克说：“为何人们会对此持批判态度？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登山者是自愿做这些事情的，但如果你是一名消防员、士兵或警察，你就是英雄，因为你代表的是人民群众，因为你不能有任何退缩。”

登山是一种现代的好奇心爆发行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纵情享乐。登山群体主要由相对富裕的白人组成，他们喜欢铤而走险。历经战争、饥饿、大规模暴力行动和压迫，登山艺术的实践者长途跋涉，承受巨大的死亡风险，只为了考验他们的体能和精神极限，只为了追寻登山艺术之美，只为了体验活在人世间的不稳定性和恐惧感，只为了寻求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精神启迪。虽然整套攀登文化看似疯狂、愚蠢、毫无意义，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体现了人类专注之极限的必要性。它结合了精益求精与离经叛道两种精神，最终推动一小撮人去尝试难比登天之事，结局要么是谱写人类新的乐章，要么彻底放弃，成为隐士或僧侣遁于人海茫茫。

每年登山季，都会涌现出新的故事迷惑那些从不登山的人。去年，一位名叫丹尼尔·纳尔迪的登山者抛下妻子和六个月大的儿子，第四次尝试攀登世界上最危险的路线之一——巴基斯坦 南迦帕尔巴特峰的Mummery Rib线路。他的搭档汤姆·巴拉德和母亲在攀登乔戈里峰时，母亲遇难了。这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故事啊：一位是执着攀登的丈夫，一位是无所畏惧的儿子。当然故事的最后，纳迪和巴拉德都死了。

今年31岁的马克斯·洛（Max Lowe），正在拍一部关于他家庭的电影。“他们总是想不明白，”他最近跟我说。“他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再挑起大家的悲伤回忆？’也许我应该去接受心理治疗。”有些人把攀登比作海洛因：上瘾、自私、致命。然而，在社会公众谴责那些为了毒品而抛弃家庭、死于过量吸毒的人的时候，我们却常常把遇难的登山者视为英雄，比如马克斯的父亲。“让别人放弃他们的所爱，的确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马克斯说，“但如果你不指望父母为你放弃这些，这辈子你还有什么可指望的呢？”

陆

安克提议，我们可以去露营一晚——三个悲伤的男人，挤在一顶小帐篷里——就去他常去的海厄利特峡谷里的一处地方。他称那里为“栖息地”，一处在他的梦中反复出现的地方，但很快我就明白了，那是悬崖上一处狭窄的平台，需要具备一些在暴露岩壁上攀爬的经验。这和公司给我的采访经费不成正比啊！除此之外，天气预报说暴雪即将来袭，气温只有十几度。“看来我们会很惨啊。”安克咧嘴一笑。

泰特说：“它会变得相当有西部的狂野范儿。”正相反，我们去了亲戚朋友的一处小屋：苏格兰俱乐部。在肯尼迪和珀金斯遇难两周年纪念日当天，我们载着一卡车的补给品运到了小屋。小屋坐落于陡坡上的一处空地，面朝着白雪覆盖的海厄利特峡谷群峰，其中就包括亚历克斯·洛峰，以及一座看起来酷似——只有我这么觉得——吉恩·西蒙斯（译者注：Gene Simmons，美国著名重金属乐队Kiss成员）的山峰。

我们在小木屋安顿好，然后开车来到峡谷的尽头，徒步穿过一条通往悬崖峭壁的针叶林小径。他们持有可以生火的许可证，所以我们带了两把斧头，安克拿了把电锯。他很快就转动电锯，当我们往上山爬时，他就用电锯砍伐树干、树枝和树木。他微弓着背，脚像鸭子一样外翻。穿着连帽衫，戴着橙色的耳罩，在一片混乱的锯屑和废气中来回踱步，不停地发出命令。在他的命令下，我们把废木搬到了森林深处。泰特手擎着一枝杉木，努力保持身体平衡。

这条小径一路延伸至峡谷中最受欢迎的攀冰胜地，创世纪。我一开始还在怀疑，安克朝我们扔东西是不是只是为了好玩，他解释道，我们在为冬季来临时开辟徒步小径和雪道提前做准备。“我就是这样登山的，”他说。我一直认为攀登高峰，本应该是缓慢而有条不紊地进行，但看着他们像约翰·亨利（John Henry，美国民间传说中的黑人英雄）似的在树林中穿行，我突然觉得，如果你把他们攀登过程的进度条调得更快，登山者冲顶的过程，就好像在摧毁一座山峰一样。

在那晚余下的时光里，他劈柴，生火，架上架子烧水，切菜，炖菜，喝酒，弹吉他，敲着空罐子以斧作乐。“我小时候有多动症，”安克说。“学名叫超情景意识”。他确实时时刻刻都激情四射。半退休生活不合适他，但和几个哥们儿围着篝火谈笑风生却是他的风格。午夜前，天下起雪。早晨的时候，积雪已有半英尺高了。

柒

一年前，北面邀请我在波多黎年度运动员峰会上演讲，这不是我经常参与的场合，但在场的登山大咖和滑雪大咖们，纷纷表示所谓的年会就是在湖边度假村里悠闲地品酒，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啊。北面的运动队伍大约50名赞助运动员，连同十几名营销主管和后勤人员，住进了一家一年前因玛丽亚飓风关闭的海滩度假胜地。

我来晚了，等到第二天晚饭后才来。大多数运动员正围坐在沙滩上的篝火旁。一位话剧里的白发绅士正在主持故事会环节：他是蒂姆·塔特。一位名叫安吉尔·科林森的犹他州极限滑雪者，正在讲述她的男友在滑雪事故中遇难的故事。其他人也纷纷讲述自己的故事。泰特那炸裂的华丽举止，以及在炽热的火焰面前，每个人放飞自我剖析灵魂的样子，使我——一名刚从都市中心飞过来的陌生男孩——感到十分局促。我没有经历过那些生死的故事。

天刚擦亮，大家就起床了。瑜伽，慢跑，冲浪。还有一个家伙到远离海边的地方种树去了。度假村里到处都是极度活跃、极其健壮的年轻生物。玩攀岩的——男人们光着膀子，女人们穿着比基尼——互相打保护，走扁带，玩引体向上，在屋檐下抱石。我早点来就好了。我大敞开衬衫扣子，拿了一瓶葡萄酒。

那天下午，泰特、我和一位社交媒体专家参加了一个小组讨论，主题是“故事讲述”。我怎么知道他们想要的哪种讲故事的方式呢？他们把自己的探险活动称为“项目（Project）”，目的是为了获得融资、吸引观众、提升品牌价值。职业探险运动员份内的工作，就是创造媒介传播内容：拍电影、摄影、写文章、社交网站上发帖。你穿着各种神奇的新装备去户外，在神奇的地方上演神奇的技能。这些媒介内容赋予了他们足够大的传播力，影响力，价值以及商业性。

“攀岩不是一项可以量化的运动，”安克告诉我。“尤塞恩·博尔特是速度最快的跑者——他的速度我们是可以量化的。攀岩是一种与自己内心对话的运动，是一种依赖于经验的运动。两个人独自在山上，有时甚至只有自己一个人。那么你该如何讲述这段故事呢？”在90年代早期，作为北面公司年轻的营销助理，安克帮忙构思组建了一支北面赞助的登山队。这种形式的登山队在当时还属首创。作为队伍的创始人及队长，他把洛以及其他运动员领进团队。这是一支组织松散的登山队，没有盟友，甚至没有竞争队伍，至少没有可与之比肩的那种，但他们想要培养出一个团结友爱又充满了后备力量的体系。后来，这支团队延伸到其他极限领域，部分原因要归功于滑雪者斯科特·施密特（Scot Schmidt），当年他穿着黑黄色的北面险峰系列套装从悬崖上飞下来。他的壮举刺激了北面产品的销量，也让北面的慷慨赞助成为可能性。

这是一个奇怪的产业：电影拍摄的技术，融合了绝对真实的体能输出，以及在山中生存的技能挑战。雷南·奥兹特克告诉我，“拍摄让攀登变得更危险。它会降低你的攀登效率，会影响你的专注力。它让你付出更多的体能，让后勤工作更加复杂。如果你想获得一笔赞助，这些因素都是要在探险之前先要考量清楚的事情。”

那时，纪录片《徒手攀岩》大热。该片由吉米·金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柴·瓦萨赫里执导，讲述的是Alex Honnold徒手攀登优胜美地酋长岩的故事。（Honnold和金都是北面的运动员。但他们都没有去波多黎各那次运动员峰会，因为彼时他们都在准备这部电影冲击奥斯卡，忙着讲述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徒手攀岩》大概表达的是主人公面临可怕的死亡风险时，是如何处理情感上的危机以及伦理上的挑战。珍妮·洛·安克说：“不要以为康拉德、吉米和我们这些人清楚Alex这次攀登的风险所在就不会害怕了。如果他死了，操，所有人都会连带遭到社会公众的谴责。”

最顶级的运动员挑战着人类的极限，部分原因是装备足够好，也有部分原因是装备品牌希望他们去挑战。“最牛逼的攀登永远是下一次攀登。”我曾听人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是可以被替换的，”单板滑雪运动员马克·卡特说。“大家都羡慕我的工作。”

与此同时，由于全球变暖，山峰也在变化。冰川正在融化，攀登的不稳定性也变得越来越致命。无论是个人的攀登经验，还是传承下来的攀登经验，都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登山者所谓的“某条线路的路书”，现在也有了“保质期”。

北面是不给运动员提供医疗保险或人寿保险的。他们支付的薪酬，范围从明星运动员的六位数巨额年薪（通常有经纪人负责谈判）到四位数的津贴，甚至只是免费的装备而已——对于那些位于后备梯队的运动“大使”们来说。

“不管有没有我们的赞助，运动员都会去挑战这些项目，”北面总裁阿恩·阿伦斯（Arne Arens）告诉我。“风险必然存在。我们会尽可能地约束他们。他们选择自己的目标。我们的任务是让整个探险尽可能地安全。”一般来说，运动员会策划自己的项目计划，并说服公司赞助这个项目，这反过来不仅能塑造品牌形象，也能顺便测试新科技和新装备。阿伦斯说：“如果不是为运动员的项目研发装备，我们也无法突破自己的极限。”

捌

黄昏时分，暴风雨席卷了波多黎各的海滩。闪电击中了附近的一个岬角，冲浪者们惊慌失措地向岸边划去。大多数运动员都躲在帐篷下，帐篷的金属杆被固定在一滩脚踝深的暴雨积水里。只要一道闪电集中，我们就都会被烤焦了。在蓝色的黄昏风暴中，闪电映照着一张张面孔。我和跑步的、攀岩的以及滑单板的运动员们聊起天。

“想听听我的故事吗？”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问我。莫里森和他的搭档希拉莉·纳尔逊（Hilaree Nelson），最近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史上首次洛子峰滑雪下降。洛子峰是靠近珠穆朗玛峰的一座山峰。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给我讲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一次飞机失事中遇难的事情。这次事故让他孤苦无依，身心俱疲，曾考虑过自杀。他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声音越来越大，之后的故事更像是一种延续：他与纳尔逊的搭档关系、他和纳尔逊的儿子们在波多黎各的生活、成功滑降洛子峰的故事。我还听闻了其他的探险项目。一位名叫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earson）的英国攀岩者正在探索日本的“泽登（sawanobori）”攀岩，这是一种攀爬溪流和瀑布的艺术。意大利登山家塔玛拉·朗格（Tamara Lunger）和西蒙尼·莫罗（Simone Moro）计划冬攀西伯利亚的比克波比达峰（Pik Pobeda），号称是地球上最冷的攀登。斯波坎市的杰斯·罗斯凯利（Jess Roskelley）和奥地利人汉斯约格·奥尔（Hansjörg Auer）凑过来，聊起安克最喜欢的那种冰冷大岩壁。他们对加拿大的一条路线很感兴趣。这一切似乎都离加勒比海的海滩很遥远。随着夜幕的降临，登山者们把露营杯灌满了冰镇朗姆酒，而滑双板的和滑单板的则在别墅的门廊上转来转去。超马跑者对苏打水爱不释手。

“冬攀之王”西蒙尼和徒弟塔玛拉·朗格在去西伯利亚攀登途中。

那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希拉莉·纳尔逊接任安克，成为新的北面运动队长。运动员们聚集在帐篷下嬉戏着，站成一排排队烤吐司。这是洛·安克第一次参加运动员峰会，她聊了聊作为登山者伴侣，应该如何充满的勇气和包容心——在家里时，登山者的角色是自己的爱人。安克站了起来，谦卑且又有些结结巴巴地为大家引荐泰特。泰特摆出一副牧师的姿态：“希拉莉，到这儿来。你站在这里。康拉德你站在这里。”

“看起来像天主教或其他什么仪式，”安克说。“但我觉得这更像是异教仪式。”

“我对这个男人的爱前所未有，”泰特说。“我们有一种心灵上的默契。”他说，几个星期前，他在蒙大拿州洛·安克家的牧场，和安克、马克斯·洛一起搭了个围栏，想出了一个“权力交接仪式”的点子。现在，他拿出了一些仪式用品。“这条腰带我在克劳族太阳舞中都戴过了十次。我已经拿到了长老资格，所以你懂的。这条丝巾来自印度的一个女性组织。”他说过他认识一个印度传统舞蹈团。

泰特用丝巾把安克和纳尔逊的手腕绑在一起，他们的伴侣都在一旁看着，对这场“准婚礼仪式”有些困惑。后面的几个人笑了起来。“这个房间里的能量气场，这些人所赋予的爱的力量，凝结成了这一刻所代表的权威性，”泰特声音低沉地说。“这个男人把权力交接给这个女人。向他们致敬、祝福。祝你们一切顺利，希拉莉。”

我承认，我笑点很低。一开始，我本能地对泰特心生警惕。翻来覆去明显杂糅了民俗传说、文化挪用、夸张演绎，和荣格的泡沫魔术，这些都让我想起了那些多年来我一直避而远之的人。但没过多久，我就被他吸引住了——他的魅力、他的幽默感、他善于倾听的渴望、他的夸张表现。他无处不在。他举足轻重。他似乎对宇宙间的脉动很感兴趣。“乍一见他，你就能瞬间体会，”登山者山姆·埃利亚斯说，“他定是一群部落里的长辈，是年轻人效仿的榜样。他，就是让人相信30年后我们还会是一条好汉的最佳证明。”

虽然像“英雄的冒险之旅”，或“自我的假象”这样的比喻，似乎并没有立即与我这种温顺而愤世嫉俗的城市生活联系起来，但却吸引了这群热爱冒险、心向远方的人群的注意。户外群体习惯性且有目的性地把自己置于极度自虐的状态中——暴露在自然、对抗重力和寻求一线生机的环境之中。在帐篷里或营地里度过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光，时时刻刻都要面对让人麻木的困难，以及耳边呼啸的狂风。偶尔，还会于生死之间纵横捭阖，在风雨之中跌跌撞撞，失去了所有的希望，也失去了一些手指和脚趾。在世界的尽头欣喜若狂，或是沉醉于一次超凡入圣的际遇。对这类人来说，克劳族太阳舞、或是对远方的追索、或是佛教教义中的超脱与无常，都不仅仅是隐喻而已。比起新品发布或一场商业收购战来说，“英雄的冒险之旅”更能点明在上上下下攀登喀喇昆仑神山时造化弄人的命运。

在攀登过程中，登山者的专注力会收缩起来——由肾上腺素、专业认知和选择结果构成的蜥蜴脑——变成了一种疯狂的冥想：冰上之禅。泰特告诉我，“我遇到的每一个人，他们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在山野生活之后，该如何回归到你的社会生活以及人际关系中去。这有点像当兵。当你回家的时候，没有了那种紧张、那种危险、那种高风险的能量场以及那种战友情谊。”在家乡，作为高山的征服者和生活方式的推销员，登山者一遍又一遍地讲述他们的故事，直到他们自己也终于相信了自己讲述的这些故事版本。虽然像泰特这样的人有些做作，但却能帮助他们认清自己到底是谁。

玖

泰特和安克开始向北面运动队推广“健康疗法”计划，这是一种全面的心理健康治疗方法。但是，去年秋天，北面却经历了一场剧变。公司总部从旧金山湾区搬到了丹佛，与母公司威富公司（Vanity Fair Corporation）搬到了同一幢大楼里。威富公司拥有包括Timberland和Vans在内的十几个品牌。北面一半以上的员工都不会搬走。人员流动和搬迁过渡打乱了这个“健康疗法”计划。“目前，这只是一种定制化服务，”阿伦斯告诉我。新的管理层不了解泰特，而且在全公司范围推行的大项目仅仅建立在一个人基础之上，尤其是像泰特这样的一个人，办公室离丹佛700英里之远，那些 “傻逼企业家们”——一名波多黎各登山者的玩笑话——很难理解。

“称其为‘混沌’显得太自由或太浪漫了，但公司内部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泰特对我说。新的全球市场总监是从耐克来的。“在耐克，没有人会死，”一名运动员说。

尽管如此，一些运动员私下里说，他们喜欢这种心理治疗谈话的概念，但泰特可能不是他们理想的心理咨询师。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聊过，他们怀疑他可能在胡说八道。（对于洛·安克来说，安克说：“她喜欢蒂姆，但她不认同所有神叨叨的环节，比如有人说到脉轮和瑜伽之类的时候。”）但有些运动员会去找他，北面公司也会支付这些心理治疗的费用。在2020年，该公司将高达10%的营销预算应用于治疗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安克说：“做正确的事情，永远没有借口说不。”

最近，博尔德市的一名登山者玛德琳·索尔金 （Madaleine Sorkin），与美国高山俱乐部（American Alpine Club）联合发起了一项名为“登山哀悼基金”（Climbing Grief Fund）的计划，以帮助登山者消释朋友和搭档遇难后内心的悲痛。“这是一个沉重的职业，”她对我说，“如果运动员在探险中遇难了，那么赞助公司应该负什么责任？”与北面的“健康疗法”计划一样，她不确定该基金将采取什么形式，它的目标群体是登山爱好者，但不仅仅是那些顶级登山大神。在“哀悼基金”的网站上，她发布了24名登山者的采访，在采访中他们讲述着亲友遇难后的悲痛。索尔金的妻子海纳·泰勒是一名电影制片人，正把这些视频素材拍成纪录片。索尔金是海登·肯尼迪的朋友，也是布拉德·高布赖特（Brad Gobright）的朋友。高布赖特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徒手攀岩者，和Alex Honnold攀登风格一致。去年11月，他在墨西哥死于一次绳降事故——这位勇士放松了警惕。

拾

去年四月，北面运动队受到重创。阿式攀登界三颗最亮的明星中——其中有两颗我在波多黎各见过——陨落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的豪斯峰。他们的遗体最终在一个叫“生命之泉”的斜坡底部被发现。验尸报告显示，他们从山顶下撤时，一场雪崩迎面来袭。杰斯·罗斯凯利、汉斯约格·奥尔、大卫·拉玛: 36岁，35岁，28岁。这几名登山者一直在测试一种名为“高级登山装备”的高性能装备。五个月后，其中两名遇难者因前一年的杰出首登成就而被授予金冰镐奖——奥尔solo攀登了巴基斯坦的Lupghar Sar峰，拉玛solo攀登了喜马拉雅的Lunag Ri峰。

大卫·拉玛。

巧的是，拉玛和安克曾两次尝试冲顶Lunag Ri峰。第一次是在2015年，极端寒冷迫使他们距顶峰不远处下撤。一年后，他们重返Lunag Ri峰，但爬了6段绳距之后，安克对拉玛说，他胸口疼痛。拉玛说服安克下撤，并不顾安克的反对，用卫星电话呼叫直升机救援。9个小时后，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里，安克才知道是自己的心脏病发作了。可以说，拉玛救了他一命，的确如此。拉玛却留在了山下，他决定重返巅峰。他刚爬到几年前的海拔高度，再次被迫下撤。两年后，拉玛独自一人回到Lunag Ri峰——那些未能登顶的山峰总是吸引着登山者——最终完成了它。“我非常想和康拉德分享这一刻，”后来拉玛在为《美国山岳杂志》撰写的登山报告中写道。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几天，他在豪斯峰遇难。

就在事故发生之前，杰斯·罗斯凯利拍摄了这张大卫·拉玛的照片。摄影：杰斯·罗斯凯利。感谢阿莱·罗斯凯利供图。

安克的心脏问题迫使他结束了高海拔攀登生涯。他在英国的一次巡回演讲中得知了拉玛的噩耗。他一直在关注这次攀登的进展。他告诉我，“从电话显示乔伊斯·罗斯凯利名字的那一刻起，直到我把手机贴在耳边，我就想，我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安克当年把杰斯·罗斯凯利和拉玛领进了运动队。（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就是在攀登圈里长大的。拉玛的母亲是一名奥地利登山者，她在一次探险中遇到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尼泊尔登山向导。罗斯凯利的父亲是获奖登山家约翰· 罗斯凯利。他们在2003年一起登顶珠峰的，当时杰斯才20岁。）一周后，安克作为嘉宾出席一个名为“未知领域”的播客。他的情感仍然很朴素。“这种事我看得太多了，”他温和地说，带着一种坚定、畏惧的神情。“我们赞美山峰，因为它们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创造了一种奇妙的纽带…… 但是，在你遭遇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之后，你必须质疑，山峰是否真的值得我们如此赞美。”

当家属、运动队和攀登界都在疗愈内心的悲痛时，泰特则以牧师身份，协同北面公司向三位逝者致敬，并为生者提供帮助和支持。为了在圣克鲁斯附近的红杉林里举办一个通宵露营纪念活动，北面包机载着一些登山遇难者家属，以及包括阿伦斯在内的几名公司高管来到这里，大家都聚集在篝火旁守夜，一边喝着酒，一边即兴表演。为了吸引大家的关注，安克说服住在附近酒庄的一位歌剧演唱家来这里演唱。然后他说：“现在甘道夫要说几句话。”安克扔给泰特一根棍子，泰特用棍子在地上跺了两下。

“你们不会想让我再跺第三下吧，”泰特说。然后他开始发表演讲。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我开始一通关于‘看不见的实质’的即兴演说。”说完，他在吉米·金旁边坐下。“很有深度啊，”金说。

泰特也同时在帮衬这些家庭。他在斯波坎市主持了杰斯·罗斯凯利的葬礼。“杰斯没有立遗嘱，”他的姐姐乔丹告诉我。“他什么都没有写。我们只能靠猜。普通的牧师不太合适。这时就该蒂姆出马了。他自有一套方法，感觉能窥视你灵魂似的。他真的很了解这群人的世界观。”

赞助商一直在想办法在保证登山者心态健康的前提下，做一些对他们最有利的事情。在商业上，死亡和生活方式恰恰是一对儿矛盾关系。正如玛德琳·索尔金对我说的那样：“总有一天，赞助商不想再谈起那些逝去的登山者的事情了。”一些公司如Clif Bar，则决定取消赞助登山者的业务线，很大程度上是因道德危机引发的财务风险。好吧，但这也剥夺了登山者的部分收入来源和财务支持。

安克代表拉玛和他的父母出席现场，并接受了颁奖。

在圣克鲁斯的祭奠活动和斯波坎市的葬礼之后，罗斯凯利一家去了奥地利，看望其他遇难登山者的家属，参加他们的纪念活动。（北面负责他们旅行和后勤杂务费用，以及遗体的运送。）公司也派泰特和他们一起去，他和奥尔的母亲一起去了阿尔卑斯山长距离徒步。9月，安克和约翰·罗斯凯利飞往波兰参加金冰镐颁奖典礼。（约翰·罗斯凯利公布了他对豪斯峰事故的调查结果。）安克代表拉玛和他的父母出席现场，并接受了颁奖。他们站在台上，纷纷泪流满面。约2000名现场观众为拉玛鼓掌，掌声数分钟未曾停息。

拾壹

安克在波兰的时候，他一直焦虑着自己在登山界和在北面公司的领袖角色。他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心脏不舒服。身为登山者的最好时光已经过去，他在家里时却很容易烦躁不安。他一直沉沦于抑郁和自责之中。

“康拉德的生命即将迎来一个转折点，”马克斯·洛对我说。“他的大多数朋友都遇难了，他却活了很久。我想他也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他是一个老炮，把很多人带进攀登界。虽然由于年龄增长和心脏病发作，他远离了山野。但某种程度上，这比死在山里成为传奇还要痛苦。死在山里，要比亲眼目睹着你的同行和朋友死去、比自己一个人苟活、比放弃在美丽的悬崖边扎营都容易得多。”

“亚历克斯死得其所，”安克说。“他没有衰老。只是一点点身体上的疼痛，然后你又开始在大自然中碳循环了。”在我看来，安克一直小心处理内心的挣扎。他说，泰特帮助他识别了“本我和自我之间的区别——什么是‘伪装’，它的根源就是‘人格面具’和‘男子气质’。”

圣诞节第二天，安克去了趟南极洲，在南极大陆最高点文森峰周边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攀登。这是他自2000年初以来第一次做向导。他的客户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和一位户外爱好者。队里共有九名队员，每人收费四万五千美元。除其中两人外，其余全部成功登顶。之后，安克和他的北面队友金、莫里森、纳尔逊一起，快速登上文森峰，接着尝试攀登附近的泰利峰。那是金、莫里森和纳尔逊首次尝试在如此陡峭的技术地形上滑雪。但天气不太好，可能是由于气候变化，南极洲的空气变得更加湿润。面颊上挂满了厚厚的雪，寒冷刺骨。每个人都有孩子在等他们回家。“就是觉得不太值得，”有一天安克说，“我们就撤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这次探险电影会讲述什么故事，以及如何宣传北面，但安克很珍惜和金那八天一起窝在帐篷里的生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但我们俩的个性都比较相似。我们俩总是很合拍。”他说。

2012年攀登珠峰的时候，山姆·伊莱亚斯曾与安克挤在一顶帐篷里。他还记得，那时安克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但还是被一种他无法理解的力量驱使着，行尸走肉一般独自向顶峰冲去。“我之后几年的生活都被那次探险毁掉了，”伊莱亚斯对我说。“感觉自己如此接近死亡，但又没有死，而是又回归到了正常的世界里。“伊莱亚斯来自底特律，今年37岁，父母是叙利亚移民和波兰国籍。他受攀登文化和山地文化的熏陶较晚。他从波多黎各开始就和泰特合作，12月在波兹曼参加了一次集训。他在电话那头对我说，“你们一起进山，你朋友死了，你没死，这没关系——但没必要把你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啊。”他继续说，“也许我理解得不够深刻，也许我还没有失去对的人，也许我还没有失去足够多的人，我只是看法不同而已。我总是觉得死亡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个人从来没有被这件事困扰过。我还没有经历过迈克尔和朱莉·肯尼迪所经历过的事情，没有经历过我的朋友为女朋友殉情的事情，也没有经历过康拉德所经历过的事情。海登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上高中的时候我住在卡本代尔。我是看着他——”说着说着，伊莱亚斯开始抽泣起来。

原文发表于《纽约客》2020年3月2日纸质版

《高山病The Altitude Sic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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