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公共卫生专家、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因病于2023年10月27日不幸去世,享年60岁。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确诊胰腺癌。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介绍,吴尊友,研究员,男,1963年生,汉族,民进会员,安徽医科大学本科(1980-1985)、硕士(1985-198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公卫硕士(1991-1992)、流行病学博士(1992-1995),曾为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其研究领域为艾滋病流行病学、高危人群行为干预、艾滋病预防控制策略、项目评估等,兼任UCLA兼职流行病学教授,UNAIDS科学委员会委员,UNAIDS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1995年吴尊友加入了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前身),成为中国研究艾滋病学者第一人,也是时任院长曾毅院士的博士后。而后的两年时间里,吴尊友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主要负责艾滋病行为干预方向。吴尊友大半生专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他改变了中国的艾滋病防控现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还有中部地区由于人为事故造成的采浆操作污染引发艾滋病毒血源感染。吴尊友在这一事件中,提出应急措施建议,避免了多人感染。随后,他在该人群开展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了这次暴发流行,科学描述了该人群的流行特征。作为一种传染病,艾滋病主要有母婴传播、经血液传播和性行为传播三种传播途径。而中国在艾滋病防治上的主要贡献即是推动检测和治疗。早先,艾滋病在国内因吸毒带来的血液传播而大规模出现。1996年,吴尊友和同事们策划了中国第一个在娱乐场所的防控艾滋病行为干预试点,包括艾滋病知识科普、发放安全套等。1997年,在吴尊友等人的建议下,国内首次尝试向社区的吸毒者介绍安全注射方法和发放一次性注射器。同年,他组织了中国第一个高危人群干预研讨班。并且两年后在全国开展清洁针具交换试点,将危险注射行为下降了50%。另外,作为“美沙酮维持治疗国家工作组秘书处主任”,吴尊友将国际上多国已经采用的美沙酮维持疗法在国内推广。该疗法是在吸毒人群中控制艾滋病流行的有效方法之一。仅在2006年,全国美沙酮门诊由不到60个增加到了320个,治疗人数从不到5000人增加到4.6万人;抗病毒治疗由2万人增加到3万人。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吴尊友谈到,中国性病就诊者和性工作者的感染率都很低,一直是低于1%。这实际上是中国艾滋病控制的一个最大贡献和成就。因为性工作者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变压器,如果这个群体感染率高,后果非常可怕。他们不仅基数大,而且一个性工作者如果感染了,会传染给很多客人,后者再把病毒带回家传染配偶,那全国的艾滋病感染率就高了。2020年吴尊友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曾谈到,上个世纪做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的时候是自己工作“最艰难的时刻”。他说:“上世纪90年代,吸毒、同性恋、暗娼都是很敏感的词。这些人群本身也受到社会的一些不同看法,做好这群人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就需要政策支持,但那时还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工作开展起来就非常困难。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当时领导给我的保护和支持。他们告诉我,做这个工作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在检测上,吴尊友提出传染病防治不能将隐私绝对化,必须采取更积极主动的措施。2006年出台的《艾滋病防治法》也通过法律手段保障了感染者的隐私权。尽管有争议,吴尊友在此后借助联合国大会、世界艾滋病大会等平台,介绍中国扩大检测,尽早发现感染者的做法,并在《科学》杂志上刊文,介绍检测发现感染者对控制艾滋病流行的重要意义。最终让国际逐步接受并采纳了中国经验。他曾在接受《中国慈善家杂志》采访时说,“对于疾控人员来说,你工作做得越好,越看不到你的成绩。在临床上的话,你治疗的病人越多,就越有成就感。但你看我们(疾控人员),工作做得越好的时候,病人就越少;病人越少的时候,你就越不被社会看见,invisible(看不见的)”。吴尊友先后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及美国NIH课题等研究课题40多项,现主持重大专项1项、NIH 课题1项。发表学术论文450多篇,包括在《科学》《柳叶刀》等国际著名杂志发表SCI论文250多篇,是《牛津公共卫生教课书》作者,主编中国艾滋病防治英文学术专著两本。多次获得国家奖励或荣誉,包括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卫生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UNAIDS金质奖章、国际毒品学会Rolleston大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一等奖等,并荣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名人堂”。培养博/硕士毕业生109人。据报道,吴尊友研究员以其在新冠疫情防控和艾滋病防治等方面工作的突出贡献,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国防科工局等六部门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作为一名资深的传染病防治专家,吴尊友曾说:“对于传染病防控科技工作者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能否及时转化为国家传染病防控策略和措施,转化为人民群众防控传染病的预防行为。在过去三十多年的传染病防控工作,我也都是这么要求自己的”。源:界面新闻、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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