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中有一句”君子不器”，很多人不能理解。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男人就要成器”。而“不成器”，则通常是形容教育失败之人的，如“你个不成器的东西”。那为啥孔子他老人家却告诉我们，“君子不器”呢？
对此，通常的解释都是，“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只有某一方面的用途，而应该博学多识。”
这是翻译了北宋大儒朱熹对《论语》的批注：“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这样的解释是不完整的，很多人会认为，博学多识也是要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如果这样理解，孔子无非是在教儒生们，如何成为帝王之器，多功能的“重器”。
其实无论是孔子还是朱熹，他们的本意，都不是将君子与一个博学多识、多用途的人划等号。博学多识只是成为君子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
为什么这样说呢？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要弄明白一个问题，“君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是“君子”？怎样才能成为“君子”呢？
是啊，什么是“君子”呢？有人说，君子是博学多才的人；也有人说，君子应该是有修养，道德高尚的人。总之，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我们乍一听，还都挺有道理。
其实，“君子”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定义。即使你去问孔子他老人家，“君子”是什么意思？如何成为君子？他也不会正面回答你。
因为，“君子”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一种集体人格，是中国人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心理、文化基因，也就是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是一种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理想型人格。
所以，君子是一种“道”，我们永远也无法抵达，只能无限地去接近它。
正是因为这样，在整部《论语》中，孔子也没有给“君子”这个概念下定义，只是通过君子怀德、君子之德风、君子成人之美、君子周而不比、君子坦荡荡、君子中庸、君子有礼、君子不器、君子知耻……这样展示君子不同纬度的面貌，来告诉我们如何做才能符合“君子”之道。
在周代，“礼”曾经是社会、政治乃至宇宙秩序的体现。然而到了孔子的时代，礼也崩了，乐也坏了。孔子为了化解乱世的危机，将秩序、条理，化入了“君子”这个理想人格的修养当中，提出了克己复礼，并主张用审美教育的方式将人培养成“君子”。
在孔子之前，“君子”原本是一个政治身份概念，是宗法等级社会里的统治阶层。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小人”。
我们今天的现代人，习惯用“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来表示人的道德品质。然而，最初这对概念的用法中，“君子”与“小人”主要是指不同的职业、身份和知识背景的人。
“君子”指的是处于社会中上层的贵族与社会的管理者，“小人”则是承担具体职事的下层贵族，以及从事生产的庶人。概括地说，“君子”是社会的政治、生产中的协调组织者，“小人”则是具体政令的执行者。
所以，在最初时，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作为社会不可缺少的分工，在身份意义上对于社会都是必要的，并没有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价值褒贬之意味。
随着社会的发展，“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慢慢地开始侧重于人格教养、心胸气象，才逐渐带有了道德的、审美的内涵。
孔子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精炼地点出了“君子”的一些本质特征——“君子不器”就是其中一点。
“器”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各种分散的、有专门用途的，各种工具的总称。而与“器”相对应的，则是“道”。
正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中国古代人对社会分工，相应人的思想意识，就是用“道”与“器”作为区别——掌握了“道”的人，驾驭众多的“器”。
比如，在《周礼》的记载中，越是跟社会、信仰这些秩序相关内容打交道的人，比如协理阴阳、调和天人等，在《周礼》中的品级就越高，因为他们对于“道”的认识层次比普通人高一些嘛。
而那些内容比较具体的、技术性的和专业的工作，则级别比较低下，从事这样工作的人也多。因为这些工作所涉及的制度、秩序方面的范围要狭窄一些，其从业者对社会文化的整体秩序的理解，也就受到更多的局限。
因此，也可以说，职业、身份、社会阶层的不同，造就了人的视野的不同。从职业、阶层而言，“君子”较为接近于“道”，而“小人”则接近于“器”。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君子”能在整体上，去领会和欣赏较复杂的事物，而“小人”的精神世界，相对“君子”来说就显得狭小和简单了很多。
正因如此，周代统治者为了让未来具有君子身份的人，也能够具备君子特有的内在素养，便对“国子”们开展了专门的贵族教育，让他们自幼养成一种“君子”特有的中庸平和的品质，与“小人”区别开来。
后来，由于礼崩乐坏，孔老夫子眼看着社会上地位高的人普遍道德沦落，便开始推行“有教无类”的“君子”教育，弱化了“君子”在等级身份和专业分工方面的意义，而逐渐去强调“君子”在精神气象方面的意义，从而让“君子”的概念发生转变。
正因如此，在《论语》当中，孔子从来没有去号召他的学生谋求成为在身份、分工意义上的“君子”，而更多的是要求他们具备君子的心胸品格。
比如，孔子的学生子夏及其门徒对于守礼、行礼都非常地扎实笃敬，但有些拘束于礼本身。子游曾经批评他们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论语·子张》
孔子也曾经特别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
“君子儒”与“小人儒”，其实是孔子自创的一对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关于“小人儒”，孔子的意思是，如果儒者被自己的专业性思维给束缚住了，只会循规蹈矩，却不能理解这些技能、规矩的意义，跟“小人”有什么区别？“小人”可能打一辈子铁，而“小人儒”则念一辈子儒经。
“君子儒”，则是孔子对真正奉行“君子”之道的群体的定位：他们不仅精于技艺，还关心礼义、道德、文化传承等，对于社会的发展有建设性的大问题，在生活中，他们还必须体现出“君子”文雅优美的风度。
用今天的大白话来说就是，“君子”之道，不是机械地读书、工作、结婚、生育，那样只能像“小人”一样，沦为“器物”。真正的“君子”之道，是要在人生的每一个具体的执守当中，把握住具有普遍意义的“道”。也就是说，我们得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结婚，为什么生育，为什么要遵循道德和礼仪。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生活过得具有审美意义，这样才是“君子”之道。
孔子说“君子不器”，到底在对世人说什么？
孔子说“君子不器”，到底是什么意思？
关于这一点，在孔子跟子贡的对话中，我们其实可以找到答案。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子贡问孔子：“老师啊，你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孔子回答说：“你，就是一种器皿。”
子贡说：“是什么器皿呢？”孔子说：“瑚琏——也就是在祭祀时才被使用的一种尊贵礼器。”
孔子为什么这么说呢？要知道，子贡可是孔门十哲之一，不仅胸有雄辩之才，腹有治国之略，被鲁国、卫国先后拜为丞相，他还非常善于经商，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
为什么孔子要把子贡比喻成瑚琏这样的一种在祭祀时才被使用的礼器呢？
其实，这是孔子对子贡的一种善意的警示。
孔子对子贡警示什么呢？警示他，不要像瑚琏一样，变成统治者手中统治百姓的工具。
瑚琏是一种礼器，那礼器是什么呢？
礼器是祭祀仪式中，人与神鬼交流的一种媒介之物。中国古人用神道设教，将天道、人道、神道整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大祭司就是古代统治者，礼器是用来向平民表明自己身份与权力的工具。
子贡不管是做大夫，还是做丞相，本质上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事君治民”。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为君主服务，去管理民众。也就是处在君主和民众中间的官僚，对上，效忠君主，替君主做事情；对下，对老百姓进行统治和管理。
就这样，官僚就产生了两张面孔：在君主面前，他们是臣子，必须顺从君主的意志；而在老百姓面前，他们又是父母官，掌握了很大权力。
然而，在君子——官僚——百姓的这个结构中，君主占据了绝对核心的位置。从理论上来讲，官僚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如何去管理老百姓，都是君主规定好的。官僚所有权力都是君主给的，官僚本身只不过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完全没有独立性。
如此一来，那官僚的作用岂不是跟礼器一个样？其实，孔子的警示，又何止是对子贡一个人说的呢？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了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就随之诞生了。有的人因为出身高贵，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成为了“君子”，去参与社会这个庞大机器的顶层设计者，比如制礼的周公。而更多的人，则要接受顶层设计者的规训，一生最大的价值，就是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机器有用的“零件”，比如村里的二柱子。
二柱子家里祖祖辈辈都是铁匠，如果有一天他不想当铁匠，而是想靠打把势卖艺为生，则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不成器”。
曾经，年少的我对古代的二柱子们缺少人生的选择，只能沦为打铁机器而报以同情之心。然而，长大后我才发现，现代人的处境也并没有比古代的二柱子好到哪里去。
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政府、学校，各种企事业单位，都已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变成了一个个官僚化的组织。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下，组织形式、系统的整体目标、整体效益、整体效率永远是最高的追求，进而造就出了一种“工业文化”——这种文化，虽然包裹着大众文化的外衣，但它关心的却不是人的创造能力、批判能力、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等精神层面的提高，而是如何去操纵大众意识、消解独立个性、遏制有害思想，使人成为一种马尔库塞笔下的那种沉迷于物欲的单向度的人。
在这样的社会体系作用下，一切都是为了追求效率出发，人也就被简化成一套指标，谁也不会在乎你的个性，你的精神追求。总之，那些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属性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如此一来，以前无法被量化统计的复杂的个人，也就变成了可以计算的数据。
于是，整个世界就像是变成了一部时刻不停地运转，且效率极高的巨大机器。现代社会就是一条流水线，社会中的每一个部门，从政府到企业，都是这个自我循环的流水线上的一环。
我们这些普通的个人，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了机器上最细小的一个个零件，甚至是磁盘中的一节比特位。
对于社会这个庞大机器来说，它只关注零件们能否正常发挥功能。而零件的（个人）人格品质、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审美趣味，这些与功能无关的因素，在理性计算的逻辑面前都要被忽略不计。社会呈现出机器的属性，人则被“非人化”，被看作是机器的零件，这种倾向成为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
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将这称为“现代的铁笼”，我们现代人无一幸免，都被囚禁于这样的铁笼之中。
这铁笼让我们只专注于工具理性，也就是眼中只有目标和效率，进而忽略了人和社会的价值，也就抛弃了价值理性。
比如，我们这些打工人，经常为了完成KPI，做一些对公司长期发展无意义，甚至有害的事情；有些政府的官员，为了GDP的考核目标，跟风发展房地产、高污染的产业，却不愿在教育、科学创新上加大投入。原因无他，前者虽遗祸万年，但回报快，收益高；后者虽造福社会，但是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为后人栽树乘凉的事情，谁愿意干？
在社会关系方面，组织与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片面化。组织把人当工具，为了组织目标而服务的管理者，也不再把人当人，而是当成机器的零件，成为一种资源——人力资源。
不仅如此，在工业文化的作用下，艺术、道德和信仰等精神层面的内容，也日益出现商品化的态势，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人们的道德主宰和生活方式，整个社会陷入无所不在的物化文化操纵之中。
这让人不禁想起马克思的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在资产阶级看来，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
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资本化，为现代社会带来两大恶果——技术的困境与价值的虚无。
技术的困境指的是，技术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贫困、匮乏、奴役、疾病，这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的同时，它也对这个世界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比如生态环境的恶化，再比如人们虽然外表生活富足，但内在精神却极度贫乏——价值的虚无。
现代的铁笼让我们中受益的同时，也囚禁着我们的灵魂。
所以，每当翻开《论语》的时候，我都会被孔子他老人家对芸芸众生的怜悯所感动。孔子在我们耳旁念叨着“君子不器”，不就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沦为现代铁笼的囚徒，彻底沦为“工具人”吗？
这时候有人或许会说，本来我沉浸在物质的享乐中，还意识不到自己是“工具人”，经过孔子这么提醒，才意识到自己是个“器”。但是问题来了，我意识到了这些又能怎么样？这个世界还不是该怎么运转还怎么运转？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依旧没得选，这样的提醒又有什么用？只会让人陷入虚无中，去承受绝望的痛苦。
是啊，现代的铁笼囚禁着我们，已经沦为工具人的我们无力将其打破。然而，我们虽没有能力打破它，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主动“忘记”它的存在，而彻底沦为它的囚徒。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
传说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却触怒了天神宙斯。
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宙斯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
于是，西西弗斯开始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
诸神认为，这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
然而，西西弗斯并没有因此而绝望、消沉，而是接受了现实，勇敢无畏地一次次将巨石推到山顶，再看着它向山下滚落。
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西西弗斯用行动向我们证明，即使在被安排好的荒诞人生中，我们依旧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我们也可以选择，勇敢无畏地去一次次推动这块巨石，即使它会一次次坠落。
这样一来，宙斯的惩罚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说：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这样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因此，尽管我们被现代铁笼所囚禁，但我们的命运仍是自由的。自由的命运意味着人总是可以有所选择，而且必须做出选择。正如，我们可以选择在物欲中沉睡，彻底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零件；当然，也可以选择时刻保持清醒，做那个永远推石头的西西弗斯。
“器”与“不器”如何选择？这可能是我们现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回避的终极难题。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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