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 宁

电影《河边的错误》放映结束,许多观众陷入了错愕与茫然。笔者所在的影厅里,面对戛然而止的结尾,有人窃窃私语:这就结束了?他们甚至在片尾字幕结束后仍迟迟不愿起身离开,可能是还未从剧情的重重疑雾中走出来,亟须一个清晰的真相。显然,《河边的错误》并不是一部容易理解、可以被归类的电影,它有一定的观影门槛。余华原著的光环,加上魏书钧独特的文艺片趣味,令影片呈现出别样的迷人风格。

自反式电影

影片的开场,是一场雨中的猫鼠游戏。扮演警察的孩子一路追逐,认真地缉捕“凶手”。当他志在必得地推开一道门,门外却是残壁断垣,穷途末路。此刻,孩子的视线与楼下主人公马哲的身影形成了交错。

这一幕是整部影片的浓缩,也是主人公马哲命运困境的隐喻。它提醒着我们,《河边的错误》虽然披着悬疑犯罪片的外衣,却是一部有着显著的自我解构色彩的自反式电影。

侦探类文艺作品的主角,往往是充满理性的现代主体,依赖强有力的逻辑去抽丝剥茧、寻绎真相。作为问世于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余华的原著《河边的错误》以侦探叙事来拆解侦探小说,进而解构其中的理性与秩序,去发掘人生与世界的荒谬底色。

电影《河边的错误》虽然在情节上多有更改,但基本保持了原著的叙事路径与内在气质。如果按照类型片的欣赏习惯,就不免会陷入创作者所设置的叙事陷阱。越是执着地辨别凶手、揣测动机、拼接真相,破解原本没有谜底的谜题,就越是正中创作者的下怀。影片所要凸显的,恰恰是一种非理性、不确定性与反常性。

影片自反性的另一点,体现在对于电影艺术本身的观照。片中,废弃的电影院被挪用为派出所的办公场所,这一颇具荒诞意味的设定可谓十分巧妙。原著中并没有这一情节,影片此举延续了魏书钧在《永安镇故事集》等前作中对于“元电影”的迷恋,同时也将影院空间与主人公的心理状况与身份处境进行了勾连。

作为主导侦破的刑警队长,马哲在案件中扮演了导演/观者的双重角色。在电影院这个混淆真实与虚幻的造梦机器与认同装置中,马哲窥探着别人的命运,也索解着自己的内心。他在影院里进入的那一场离奇幻梦,如同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镜像一样,是一个典型的精神分析意义上的自我凝视与认同建构。

边缘人群像

电影院这一废墟空间与主人公马哲的另一方面的勾连,在于确认了他的边缘人身份。片中,坠落在地的影院招牌与燃烧的摄影机固然可以解读出“电影已死”“艺术终结”等含义,但更直接的作用是为人物的命运营造了一种无常而奇诡的氛围。

马哲显然是一个与周围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物。在派出所里,他不善于曲意逢迎,严肃而缄默,笨拙而孤独。一身皮衣与他人整齐的着装相比,像是无法融入集体的异类。相较好大喜功、看重集体荣誉的所长,他更在意案件的真相。

在家中,耽于工作的他算不上合格的丈夫。在怀孕而敏感多思的妻子面前,他缺乏应有的情感关怀。片中有这样一幕显示出创作者的影像巧思:在因胎儿的智商问题陷入分歧后,马哲与妻子回到家中,二人无论怎样在狭小的空间里移动,始终被画面分割在不同的画框中。影片以这种分割式构图,暗示二人之间难以弥合的情感裂隙。

马哲的悲剧性命运在于,在这场连环杀人案中,他遇到了一群似乎与自己一样被主流社会所压抑的同类:年迈的幺四婆婆与疯子之间,有着难以启齿的情感关系;说真话的孩子不被相信与理解,并最终死于天真与好奇;王宏与钱玲无法冲破世俗伦理的界限,只能活在月亮的背面,徘徊于诗歌的世界里;曾因流氓罪被判入狱的许亮,实际上是热爱扮装的性少数者。他们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都是无法与世界兼容的“异类”。时代的河道不允许逆流与波澜,而他们是河边需要被修正的错误。

马哲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顺利地破获案件,却不料一步步地陷入命运的深渊。中途,他也曾试图从案件中抽身而出。于是,他穿起与许亮款式相仿的男装,想要混迹在日常烟火里,做一个等待妻子下班、为妻子下厨的好男人,却发现为时已晚。饭后的甜蜜时刻与墙上完好无缺的拼图提醒着观众,一切只是大梦一场。

影片一开始所引用的加缪的文句“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早已给马哲划定了存在主义式的结局。他似乎别无他途,只能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杀死疯子,成为疯子。

疯癫的隐喻

与许多文艺作品中的“疯癫”意象一样,《河边的错误》中的疯子形象也有着明显的象征意味。由于创作者的有意留白,影片展现出充分的多义与暧昧,观者可以从中读出多样的意涵。显然,影片可以视为一则观照“疯癫与文明”这一宏大议题的寓言文本。

原著《河边的错误》写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始终觉得,这篇象征意味浓郁的小说有着对当代历史创伤的回望与反思,揭示出大时代对于个体的压抑与遮蔽。只不过现代主义修辞所带来的多义性成为一种障眼法,当然也是一种保护壳。

电影《河边的错误》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上世纪90年代,并不影响影片的指涉意味与寓言色彩。影片通过马哲走向疯癫的命运,为我们揭示出世界的荒诞本质与非理性面目。如果仔细体会,影片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开放式的双重结局。第一重结局是马哲杀死疯子,陷入疯癫,随后其乐融融的颁奖环节与家庭段落皆出自他疯癫后的幻觉。另一重结局则是马哲的确因杀死疯子而获得奖励,事业与家庭重回正轨。但在第二重结局中,新生儿水中玩耍的场景暗示着疯癫的循环与延续。无论哪一种结局,疯癫都是最后的真相。

影片同时也揭示出,正常与反常、主流与非主流、疯癫与理性的对立,往往是被社会权力所建构出来的。片尾,马哲身着警服上台领奖,这是他片中为数不多的脱下皮衣的时刻。然而这一段落中,马哲空洞的眼神提醒着我们,他褪下了皮衣、融入了集体、回归了理性,但也失去了真正的自我。或许,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写的那样:疯癫有时往往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李宁)

来源: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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