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珠区江燕路的一栋旧楼里,81岁的方林正在像教小学生识字一样教导自己41岁的儿子方豪认识几个生僻字。

但让方林有些气恼的是,即便是20+30等于几这样简单的算术题,教了无数遍儿子还是记不住。

方豪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刚刚学习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嚷着要喝水,过了没多久,他又说肚子饿了要吃饭。

“算了吧,今天就这样吧,带他出去爬山吧。”方伯的老伴刘珍(化名)自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听说去爬山,方豪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欢呼雀跃。兴致正浓的方伯有些生气。

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就知道出去玩,还不好好学算账。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今年81岁的方伯患癌症晚期,与癌症斗争了3年时间,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41岁患有智力残疾的儿子。

“只要有人愿意真心实意照顾我儿子,我什么都舍得付出。”方伯说。

每天,方伯都要爬楼梯上下四楼,送儿子到3公里外的工疗站去“上班”,返回的路上顺便把做午饭的菜买了,然后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身体。

到了中午,再去接儿子回家吃饭。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已经持续了8年。“他现在就像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一样。”方伯苦笑着说。

方伯说,自己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智力残疾的儿子

独生子半岁时落下智力残疾

刘珍至今不愿意回忆起儿子发病的那段经历,甚至40年过去了,她还没有弄清楚,儿子怎么就成了智力残疾。

今年72岁的她身材偏旁,头发花白,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贤惠、隐忍,尽管4年前她自己也经历了脑部肿瘤手术,从死神身边走了一遭,但她挂在嘴边的还是丈夫的癌症病情和智力残疾的儿子何时能识数。

“他出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有哮喘病,三岁以前,每个星期都要看病,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半岁的时候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打庆大霉素和卡拉霉素都降不下来。

厂里的医院院长说你赶紧转到外地去治吧。那时和老公两地分居,他在重庆,我在贵州凯里,都是我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说起儿子成长的经历,她停不下来,说到动情之处,她忍不住有些哽咽。

刘珍老家是重庆人,1968年迁到贵州,1974年认识了方林并登记结婚。

但从那以后,两人却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刘珍不止一次打报告要求调往丈夫所在的重庆工作,但都未能遂愿。

1978年10月,方林和刘珍的独生子方豪出生了。但对刘珍来说,这却是一段伤心的记忆。“儿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闹夜,他每天要闹到凌晨5点才睡觉。在他半岁前,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刘珍说,那次高烧后,她将儿子转到贵阳的大医院去检查,医生一看孩子鼻梁发紫,说孩子可能大脑缺氧,要抓紧治疗,但终究还是送去有些晚了,病根落下了。

1981年,方林和刘珍终于结束了劳燕分飞的日子,刘珍如愿来到丈夫所在的单位工作,她以前是一家国企的子弟学校的老师,丈夫的单位没有子弟学校,她只好当起了统计员。

这一年,方豪3岁。刘珍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其他同龄孩子已经可以说很多话,能说会道,但方豪却看起来格外木讷,只会喊爸爸妈妈,在动作发育方面也比较迟缓,走起路来动作格外慢。

刘珍赶忙把方豪带到重庆的大医院去做检查。一位权威的儿科教授告诉她,孩子可能智力有问题,也就是智力残疾,家长要多教,除此以外也没其他办法。

这个消息对于方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子方豪出生时,他已经40岁,老来得子,他格外兴奋,对这位独子他也饿寄予厚望,没想到儿子却有智力残疾。

方豪生活不能自理,每天“下班” 后就在家看手机

不离不弃的40年

方林退休前是广州一家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专门负责机械设计,即便是在20年前,他的工资已经有数千元,一家人生活殷实。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已经是大专生。“那个年代,大专生是相当了不得了。”方林说。他原本希望儿子和他一样,上大学,当科学家。

他常年出差,教育孩子的重任都落在妻子刘珍身上。

“他从小就性格倔强,有一次他想到动物园玩。我跟他说,你会写字才带你去。肚子的肚你要会写才行,我说,月亮的月加上土地的土加在一起就是肚。但他就是学不会,我当时很生气,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连个字都不会写?’”说起儿子小时候的故事,刘珍的眼中却满满都是温情。

1988年,方豪10岁时才在重庆上小学,因为在入学前做面试时总是不合格,几乎没有小学愿意接收他。

两口子后来四处托人才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方豪的特殊学校,在那里,方豪学习了3年。

1991年,随着方林调到广州工作,方豪的小学学习也中断,随后,他又托人,才让方豪在广州市另外一所特殊学校学习了两年。这5年小学教育也是方豪的全部教育生涯。

1993年,15岁方豪找不到地方继续读书,只好由父母带在身边。方林的单位有一个花圃,方豪便跟着园林工人一起帮忙给花草浇水,给园子拔草。

工作之余的方林看到15岁的儿子在楼下汗流浃背地浇花拔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如今回过头来看儿子的病情,方林有说不出的愧疚。“我年轻的时候只顾忙工作,忽视了孩子,我应该多陪陪他。那样,他的病情或许会有好转。”方林双手抱着头说。

1998年,方林和刘珍相继退休。方林得到单位返聘,又工作了十年,直到2008年才退休。刘珍退休后在家一心一意带孩子,对于方豪的病情,她始终没有放弃,她一直相信,儿子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方伯是一位坚强、乐观的父亲。自从得知儿子患有智力残疾,他的生活节奏就彻底改变。

他为儿子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并严格执行,儿子每天从工疗站“下班”回到家后,要认识10-15个生字,并且要阅读两端200字以上的短文,并概括出中心思想;然后进行1个小时的数学针对性训练。

“他的智力水平大概也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所以我就把他当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教。”慢慢地,方豪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方伯说,只要有人愿意照顾儿子,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抗癌3年的八旬父亲

在几年前身体硬朗时,方伯从来没有为儿子的前途发愁过。他经常抱着儿子的肩头说:“放心,我就是你一辈子的依靠。有我来养你。”

他一度想过儿子的病如果能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说不定还能为他成个家。但3年前的癌症诊断,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

2016年,方林小便不畅通,尿不干净,到医院做检查,CT显示是前列腺增生,后来去做病理切片检查,被诊断为前列腺癌。

他先做了一个疗程的放疗,花费了六万元,后来转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继续治疗,癌细胞的指标才降下来。

今年81岁的方林依然在和癌症做着斗争。方林说,因为第一代抗癌药只能管两年,现在他吃的是第二代抗癌药,但费用更高,每个月都要复诊一次,大概还要花费3千元。

从2016年至今已经花了十多万元。“我命大,阎王爷知道我还有个智力残疾儿子需要照顾,所以不收我。”方林笑着说,作为癌症晚期病人,自己生存了三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医生也告诉他,吃完第二代抗癌药吃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未来他的病情并不乐观。但如果方伯自己不说,外人很难把眼前这个乐观开朗、目光如炬、笑声不断的老人和癌症晚期病人联系起来。

方伯说,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残疾的儿子。“可能我的人生时日无多了,每次想起他,我都寝食难安。”方伯说,老伴虽然比他年轻几岁,但她身体也很不好,2015年头部长了个瘤子,做了手术,花了8万元,现在又有高血压,每天一爬楼梯就头晕,要卧床休息。

”将来指望我照顾儿子是不现实的,连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婆都需要人照顾。”一旁的刘珍插话说。

“儿子的托孤问题还没解决,我还不能放心走啊。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我可不能倒下,我现在倒下谁来管他?”方林语调铿锵地说。

如今,虽然得了癌症,但老人格外坚强,每天都坚持6点钟就起来,到公园做运功,每个周末还到广州的各个公园、步行道去爬山、散步。

“只要有人愿意照顾他,我什么都舍得付出”

坐在记者面前的方豪看起来有些紧张,记者问他问题,他也答非所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上的机器猫。

方林疼爱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儿啊,你要自立自强,要尽快学会算数啊。爸爸可能没法陪你到老了,将来只能靠你自己了。”

说完后面一句,方林的眼圈有些发红。但儿子却全然理解不了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明白,如果有一天父亲离开,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过去这40年,带着智力残疾的儿子,方伯夫妻俩没少受委屈。每次回忆起这些年的遭遇,刘珍都忍不住落泪。

她告诉记者,有一年寒假她在单位值班,有人上门收废品,被她制止,结果被单位一个人高声辱骂。“他骂的话非常难听,明显是歧视我的孩子有智力残疾。那天晚上,我气得饭都吃不进去,一个人躲在房间哭。”

受委屈还可以忍,老两口最大的心病是,随着他们日渐老去,尤其是方伯患上了癌症晚期,自感时日无多,儿子的托孤问题已迫在眉睫。

方林说,过去30多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国内的各大医院,对于这种智力残疾,医院都说没有好的办法,只能由父母中的一方来照顾。如果父母去世,孩子的未来的确很成问题。

倔强的方伯依旧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着儿子能在他有生之年自立自强,能自己独立生活。

除了每天教儿子识字、算数,他还带着儿子一起锻炼身体,磨炼儿子的体魄和意志。

8年前,当方林进入海珠区一个工疗站“工作”时,方伯一度对儿子独立生活重燃信心,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念想。

方伯去了工疗站几次后发现,儿子在那里,无非是玩手机游戏、打扫卫生,并没有掌握任何谋生的技能。

因为工疗站是把各种类型的残疾人都混合在一起,比如智力残疾的、肢体残疾的、精神疾病的都在一起。

“我原本指望他在工疗站能学会一门技能,能独立生活,后来看来这不大可能。工疗站应该按照病种来划分,而不是按照区域来划分,这样,不同病种的残疾人都能得到相应的技能提升。”方伯说。

“当将来我和她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而不是依赖其他人,当然,这是最好的愿望。”方伯说,但他也坦承,从目前儿子的恢复看,要实现这个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方伯和老伴都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方伯不止一次试探性地问过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在自己身后接受自己智力残疾的儿子,自己愿意将所有的财产都送给对方,但没有哪一家愿意接收这个“包袱”。

“我也理解,不能太为难别人。”方伯叹了口气说。

目前看来,儿子方豪唯一的出路就是住养老院。方林过去也联系了几家养老院,但养老院不仅床位紧张、收费不菲,并且,接收的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而儿子方林今年才40岁。

“第一,养老院是否愿意收他是个问题;第二,他还这么年轻,就要过上老年人的生活,每天把自己关在养老院里,我们也有些舍不得。”方伯说。

方伯告诉记者,自己打算在今年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中山大学做医学研究。

如果有合适的人和机构愿意在自己身后照顾自己的儿子,自己愿意把所有的积蓄,乃至房产都送给对方。

“只要有人愿意真心实意照顾我儿子,我什么都舍得付出。”方伯说。

来源:广州日报

新媒体编辑 陈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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