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
编者按：在大银幕上为优秀共产党人光辉形象树碑立传，伴随着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不论是江姐、赵一曼、董存瑞，还是上世纪90年代的焦裕禄、孔繁森，新世纪以来的任长霞、杨善洲、郑培民、邹碧华等等……这些银幕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
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英模纪实和扶贫脱困题材中涌现的共产党员形象分外生动鲜活。与一般剧情片不同，依据真人真事改编，依据现有的历史材料描绘典型环境，艺术摹写、呈现其人其事，且片中主人公就是以传主的真名示人，都让这类反映优秀共产党员事迹的电影，共同汇聚成了意蕴丰赡的共产党人形象谱系，积极扩充了国产人物传记片的内涵与外延。
《张思德》海报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作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这段朗朗上口的文字，连带文字所关联的烈士，早已通过入选小学课文，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妇孺皆知。
2004年，是张思德同志牺牲60周年，也是毛泽东主席发表著名的《为人民服务》60周年。如何纪念？何以追缅？是年金秋，电影《张思德》的全国公映，交出了一张令人满意的答卷。
《张思德》剧照
17年前，中国内地电影市场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萧瑟，业已呈现出复苏的葱茏——自1994年开启引进第一部好莱坞分账大片，内地观众的观影口味已然同世界接轨。而随着《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国产大片的出炉，“宫廷秘帏”与“江湖武侠”是美式个人英雄主义之外，院线大银幕上的另外两大主题。
以黑白影像风格示人的《张思德》的出现，乍看有些“不合时宜”。这一方面源于彼时人们对主旋律电影的刻板印象——除了组织观看，观众愿意掏钱用脚投票进影院吗？另一方面，相较于过往主旋律电影的程式化，作者风格明显的《张思德》，会不会两头不讨好呢？
时过境迁，由着当下中国内地大银幕上新主旋律电影的蔚然大观，再去“想当年”。彼时的疑虑迷思早已冰雪消融，而当年的先锋前卫恰成而今的参照镜鉴。
《张思德》剧照
电影《张思德》公映后，一度让导演尹力拿奖拿到“手软”。仅举一例，次年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该片一举入围七大奖项，并最终摘得最佳编剧（刘恒）、最佳男配（唐国强）两项大奖。《张思德》之后，尹力又马不停蹄拍摄了《云水谣》（2006年）、《铁人》（2009年），完成个人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主旋律“三部曲”。依次在大银幕上塑造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典型农民形象、中国现当代典型左翼知识分子形象、以及新中国成立建设时期的典型工人形象。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百部经典影片献礼建党百年”片单中，这三部电影悉数入选。
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尹力回忆说当初接拍这样的电影，固然有“领命”的缘故在，更在于自己一向偏爱为“小人物”做传的艺术追求，“什么样的作品是好作品？什么样的作品能让观众在黑漆漆的影院被吸引，进而击中他们内心最柔软的所在？那一代共产党人，他们怀揣的抱负、不坠的信仰，依旧值得我们去敬仰、去探究、去弘扬。”
提到《张思德》的拍摄过往，尹力先就一口气说出了3个“严重违背”，“严重违背艺术规律，严重违背（电影）生产规律，严重违背电影规律，完全就是在‘倒计时’的方式下完成的。”
以下以受访者口述形式呈现。
导演尹力和主演吴军在《张思德》片场
【尹力自述】
不拍成人物传记片 “一滴小水珠折射太阳的光辉”
2004年3月初，北京市第十届政协副主席张和平找到我，那年是《为人民服务》发表六十周年，也是张思德逝世六十周年。张和平早年间就读于北京艺术学院话剧表演系，参演过话剧《张思德》，有这份情结。
其实，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老三篇”（指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短文）那是太熟悉了。童年、少年或青年时代，都曾背诵过，它跟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息息相关。但怎么能通过一篇文章，做出一部电影来？我思考了很久。
当年，一个烧炭的最普通的战士牺牲了，毛泽东同志做了一篇题为《为人民服务》的文章和演讲。它的发表有怎样的时代背景、历史背景？这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从国际形势来看，意大利已经投降，德日法西斯的末日也为期不远；太平洋战场上，美军节节胜利，日本军国主义倒台也是指日可待。这时，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领袖人物，都在思考中国未来的命运。蒋介石提出了“新生活运动”，洋洋洒洒写了一部《中国之命运》。毛主席讲的是一篇文章《为人民服务》，开篇就把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宗旨一语道破。直到今天，“为人民服务”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
《张思德》剧照
张思德其人，留下的文字影像资料寥寥无几。收集资料过程中，找到过一张黑白照片，一位戴着白帽子的战士从烧炭的窑洞里爬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张思德。我通过别的途径找到北京武警某中队（张思德生前所在班演化而来），一位90多岁的教导员，当年和张思德是战友，却说照片里的不是张思德。
张思德到底长什么样？有人说很魁伟，有人说是小矮个。索性都抛一边，我们不去拍一部人物传记片，而是把张思德本身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处理，在他身上是那个年代千百万个八路军，普普通通战士形象的集合。
具体的，怎么能够让张思德和毛泽东、让张思德和延安发生联系? 我对他的概括就是六个字：讷于言，敏于行。就像电影里毛主席说的那样，张思德最大的优点是不爱说话，最大的缺点也是不爱说话，“他就像是清凉山上的草一样。走到延安大街上，没有人会多看他两眼，可正是他们默默地付出，才支撑起了我们全部的事业。”
我在创作初期就定下一个基调：通过一滴小水珠折射太阳的光辉。影片中看不到惊天动地的行为，撷取的都是主人公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通过情绪化的、信息化的传达方式，我们让“延安”和一个“小人物”互相辉映。从能够看到的资料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虽然，当年延安物质生活是那么贫困，还有日军的围剿、国民党的封锁、党内党外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确实是一批精英，一群有信仰的、朝气蓬勃的人。
张思德（吴军 饰）
十一个字立项 “倒计时”拍摄
影片《张思德》的拍摄是在已经确定了2004年9月5日全国公映，却还没有剧本的压力下，以“倒计时”的方式在148天内完成的。时间紧，任务急，要求高，手里掌握的素材又少，是以拿去立项时就十一个字，“张思德，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中国电影这么多年靠十一个字就能立项，拿出100万马上进行前期筹备，可以说是没有先例的。
《张思德》剧照
4月1日下达生产令，我和编剧刘恒4月3日就奔赴延安，跑遍了延安、绥德、米脂、榆林等多个陕北的县市。那会儿延安的面貌，建筑和周边的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坦白讲，已无法再现六十年前的场景了。
当时大家开玩笑说剧本没一个字呢，看什么呀？肯定得看窑洞、警卫班驻地。我和刘恒去了延安的纪念馆、枣园、王家坪、杨家岭，两天时间马不停蹄，快节奏里给我们的触动，在而后几个月里一直贯穿在脑海里。
张思德完全忘我，完全利他，牺牲奉献的精神，在今天的市场化社会里是否还需要？这层反思某种程度上说，恰是我们愿意费这么大劲儿拍这部电影的原因。我认为这种精神不论在什么时代，作为一种价值导向的存在都是值得弘扬的。
从编剧（刘恒）下生活、查资料到完成剧本，前期筹备到正式开机满共用了45天，摄制组再以边筹备边拍摄的滚动推进的方式在66个工作日里完成了米脂、绥德、延安等外景地96个场景的拍摄任务，又连续加班加点37天完成后期制作，终于在当年8月26日交出了完成拷贝，这期间的工作强度可想而知，每天最少工作十八、九个小时。
开机时把演员集中起来，我对大家讲，在革命圣地，所有创作人员一定要怀有敬畏之心，要对得起先辈的付出，更要把那个时代的精神信仰和做人准则带到拍摄当中去。两位主演，从唐国强到吴军，创作这个戏也是脱胎换骨，心灵历练的过程。
摄制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以张思德的精神拍《张思德》”。《张思德》是唐国强第一次在电影里塑造中年主席形象，镜头虽然不是很多，但我认为，这是他扮演毛泽东影片一次质的飞跃，从化妆造型的形似达到了收放自如的神似。
毛泽东主席（唐国强 饰）
吴军之前拍过我的《无悔追踪》，他身上有普通战士朴实，生龙活虎的劲头。进组前他刚从一部古装剧里下来，胖得够呛。开机前不到一个月，他开始减重。每天只吃三个乒乓球那么大的苹果，然后就是晒太阳把肤色晒黑，还得爬两次山，跳绳两千下。结果，20多天里愣是瘦了30斤。即便开拍后，他照样天天跑步，穿着棉衣爬山，就是为了把他“逼”到生理极限。他在剧组到最后成什么样了？看见别人嘴巴动，都能有条件反射（笑）。其实不止他，这部戏里凡是体重严重超标的，一概不要。
影片中，不管张思德是在风中雨中，是穿着草鞋还是光着脚，镜头都在刻意呈现他一溜小跑的状态。影片开篇、结尾都在展现八百里秦川，张思德一个人在上面奔跑。片尾吴军回眸一笑，拍的时候他瘦得几乎得了抑郁症。跟我说，“导演，我笑不出来。”
这个镜头在陕北没拍好，回到北京，不甘心，又拉到昌平山里拍，秃噜了三本胶片才拍成。我就是要拍出一个淳朴、憨厚的青年农民形象，让他能久久地立在大银幕上。你甭说个一溜儿够，千言万语在观众心里顶不上这一个镜头。
毛泽东和张思德作为全片最重要的两个人物，我是把他们作为互为讲述者来处理的。观众透过毛泽东的眼睛认识了张思德，建立起对于“张思德”的亲和力和认同感；而张思德的所作所为，又提炼成毛泽东发表著名的演讲《为人民服务》。
这篇文献开篇怎么讲的？我给你背出来，“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张思德》片场照
黑白胶片拍摄 “再现当年沸腾的延安”
我希望这部电影既能带着观众回到那个年代，感觉到历史沉淀下来的质朴、深沉的东西，还要让人们感觉到那个年代的人的呼吸。
作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张思德》艺术特色之一，是采用黑白胶片拍摄。当时国内已经不生产黑白片，要从美国柯达订购5222胶片，每次摄制完用专机从陕北送到北京，而后通过定期航班送到澳大利亚悉尼，洗印完了再送回来，可以说是大费周章。第一批样片回来，洗出来一看，简直有种缎子般的影像质感，全组人激动得都流眼泪。
《张思德》剧照
在我看来，黑白未尝不是一种色彩。首先，做出这个决定是从真实再现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的。彩色片对物质现实的再现已经达到了非常完美的程度，但是，20世纪40年代在我们记忆里没有留下任何彩色。世人能够看到的真实记录着那个年代的资料，照片也好，影像也好，都是黑白的。如果我们把它浓墨重彩地搬上银幕，很可能会造成一种“间离”效果，而不是一种亲和的效果。选择黑白片就是为了能够在最大限度上让观众认同这部影片的历史感。
其次，电影在当年五月至七月在陕北拍摄，剧本所反映的是1943年夏到1944年秋这段历史，在场景上，冬夏雨雪都将有所涉及。拍成黑白片对处理剧中场景和实际拍摄环境之间的矛盾有很大帮助。
六月时节的陕北高原，比照冬天大地一片沟壑纵横的苍凉，不太能反映黄土高原的地貌特点，没有冬天时地貌的那种震撼力。另外，那时退耕还林，黄土高原上到处都在植树，但树林还未成气候，于是黄绿参差，看上去也不好看。选择黑白片，就避开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种黄绿色彩参差不齐的感觉。
黑白片的运用绝不是简单的“遮丑”，各个部门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力求在每个细节上下足功夫，包括对演员的选择、大量服装的做旧、在黑白片中的特殊化妆等等。此外，拍陕北、拍延安一般来说都会用到很多类似标识性的东西，比方说：信天游、爬山调、陕北的秧歌、安塞的腰鼓、宝塔山、延河水等等，这些都要尽量回避，因为都有“标语口号化”的嫌疑。
我们怎么去拍？如果你只写一名八路军战士在编草鞋、在烧炭，影片的格局恐怕就无法达到现在的高度。当时我花了一个星期，没拍剧本上的一个字。拍什么呢？拍的是大练兵，识字比赛、纺线比赛，沿着延河边跳芭蕾舞，由此营造了一个生龙活虎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氛围或许和电影主题没啥直接联系，但它让你要表现的人物生了根。
明代画家石涛提出过一个美学观点，叫做“搜尽奇峰打草稿”。老百姓也有句话，“牙缝里面搜芝麻”。什么最香？吃惯大鱼大肉它不香，前天吃了个烧饼，一粒芝麻塞牙缝里了，过后咂摸出来才香，最有回味。所以要去啃资料，不是去啃那些“大路货”，而是要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找出对拍电影有用的东西来，这叫“文似看山不喜平”。
《张思德》片场照
贯穿道具“大红枣” 《为人民服务》全篇讲够5分钟
强调历史感的同时，我们也不拒绝当时的数码特效。影片中有一个贯穿道具“大红枣”，成为细节有意地一次次重复：从第一场戏毛泽东看演出，就和朱老总抓红枣吃；张思德认老炊事班长，“我就是你儿子，你就是我爸爸，延安就是咱们的家”，炊事班长很感动，取出一把红枣；张思德去看战友时，揣着一把红枣；张思德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去向炊事班长拜年，也是在炕上抓起一把红枣来。
红枣这个影像或者是拿枣的动作，在当时的延安已经是一种象征：一提到陕北，“黄米的油糕，大红的枣”啊。直到张思德牺牲以后，老炊事班长从兜里抓出一把枣——这时，枣子变红了！
有人说我这是模仿《辛德勒名单》中的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小女孩。其实斯皮尔伯格也是借鉴前人的经验——爱森斯坦拍摄《战舰波将金号》的时候，既没有彩色胶片也没有数码特技，为了增强影片表达力，爱森斯坦完全是依靠手工把胶片一格一格染红了。这说明传统的东西一旦用好了，在今天仍然能焕发出艺术表现力。
1943年9月8日下午，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讲话，高度赞扬张思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影片到这里，开始用彩色胶片呈现。
在关于该怎么表现毛泽东的演讲上，是不是要把《为人民服务》全篇演讲一遍？有人认为电影之前都在追求平实的色彩，最后却让领袖滔滔不绝开讲，会不会有点不搭调。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电影《巴顿将军》的开场形式感强不强？乔治·斯科特迈步走上台，光是亮相摆造型就有1分钟，战争动员嘚吧嘚，讲了整整6分钟。巴顿在影片刚开始就敢讲，咱们这片子到在快结束的阶段，让毛主席敞开讲上5分钟，当然未尝不可。
这里面其实是对观众心理学的研判，可以理解为一种欲扬先抑。前面大段的铺排都是在帮助观众积累一种情绪：张思德是个什么样的人？哦，不过如此。哎，他不一般。唉！可叹……人都牺牲了，电影就这么完了吗？要知道到这一刻，观众对于张思德在感情上已经难分难舍， 这就像一壶快要烧开的水，再添一把柴，才能咕嘟咕嘟地冒泡儿，毛泽东的长段演讲正是观众心声的直接传达，恰到好处。
演讲结束，操场上的人们渐渐散去，银幕上独留下一个小战士在打扫——虽然张思德走了，但像张思德一样平凡却精神高尚的人到处都有。
责任编辑：张喆
校对：张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