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原因分析及启示
崔怡颖 2012441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摘 要：本文就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展开分析，梳理硅谷银行破产经过，并从银行挤兑经典理论的视角对硅谷银行的破产进行分析和解读。银行业内在具有非稳定性，硅谷银行面临存贷期限错配、高杠杆、政策以及特殊客户群体等一系列风险，随后在银行存贷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下发生挤兑成为硅谷银行破产的根本原因。继而，本文从爆雷原因、事件影响以及监管和金融体系稳健型三个角度，将此次硅谷银行破产事件与2008年雷曼兄弟爆雷进行对比分析；最终对中小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利率改革和监管端提出建议。 关键词：硅谷银行 银行挤兑 金融风险 金融危机 美国硅谷银行（Silicon Valley Bank，以下简称“硅谷银行”）倒闭被认为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并且导致了全球金融股市值三天蒸发4650亿美元。 有着40年发展历史的硅谷银行是美国第16大银行，截至2022年末，硅谷银行资产规模达2120亿美元。硅谷银行主要为科技类企业提供融资等金融服务，相较于传统商业银行，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然而，硅谷银行从一纸公告到倒闭被接管只用了48小时。虽然美国财政部、美联储、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对硅谷银行倒闭事件采取行动，但这场危机对全球资产价格、投资者风险偏好将产生深远影响。随后签名银行、加密银行、第一共和银行、瑞士信贷等陆续出现危机，欧美银行股受到重挫。目前来看，硅谷银行造成的风险还在蔓延，本文将梳理硅谷银行事件本身，从银行挤兑经典理论的视角对硅谷银行的破产进行分析，联系历史进行纵向对比，以及分析其带给我国的启示。一、硅谷银行破产过程
1.1破产过程 （一）2023.3.9 危机信号出现，引发挤兑浪潮。硅谷银行母公司SVB Financial 突然宣布以亏损18亿美元的低价出售价值210亿美元的可变现资产，发行可转债筹借 150亿美元资金，以及紧急发售新股筹资22.5亿美元。同时宣布的三大举措指向了同一个信号：硅谷银行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现金危机。仅一天时间，挤兑浪潮就彻底压垮了硅谷银行：一天时间内硅谷银行的客户提现要求就高达420亿美元，相当于银行总存款的四分之一。到晚间，硅谷银行的现金结余已经变成了负10亿美元。 （二）2023.3.10 SVB倒闭并被接管。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发布一份声明称，美国加州金融保护和创新部（DFPI）当日宣布关闭SVB，并任命FDIC为破产管理人，为每个受保银行的每位储户提供至多25万美元的保险。但硅谷银行是一家面向科技企业和为风投机构提供存贷款服务的银行，这些企业机构存款远超25万美元的 FDIC 担保范围。 （三）2023.3.10 “大而不倒”，资本与创业者联合呼吁政府救助。General Catalyst、红杉资本等325家风投机构以及600多名科技创业者共同签署声明，呼吁联邦政府采取监管措施，阻止硅谷危机发生。他们表示，“如果硅谷银行被收购并得到重组，我们将大力支持并鼓励我们的投资组合公司恢复与硅谷银行的业务关系。” （四）2023.3.12 美监管机构出手应对。美国财政部在与美联储和FDIC的联合声明中表示，将设立了一个新的贷款计划，以确保所有存款人的资金安全，由美联储执行并由财政部提供资金。这项新的紧急银行定期融资计划将使硅谷银行的储户周一可以支取所有资金，并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压力。 （五）2023.3.12 蝴蝶效应显现，签名银行（Signature Bank）倒闭。美国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FDIC宣布，以 “系统性风险”为由，关闭侧重加密货币业务的签名银行。图1:硅谷银行倒闭过程
数据来源：个人整理
二、硅谷银行破产原因分析
硅谷银行破产的直接原因是发生挤兑，为分析硅谷银行破产的根本原因，下文将从银行挤兑经典理论的视角对硅谷银行的破产进行分析和解读。1.1 银行业内在的非稳定性（一）存贷期限错配理论上来看，尽管银行的业务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是存款和贷款业务。从银行的存贷款和同规定期限来说，对存款人的约束是软约束，对银行的约束则是硬约束。因此，与各类存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相比，银行贷款的流动性要差的多。在银行面临流动性困难时，有时不得不在不利的情况下出售资产或购买债务凭证，结果导致收益损失或者发生亏损。由于银行肩负低流动性资产（贷款）和高流动性资产（存款）于一身，就很容易产生存贷期限错配问题，发生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银行挤兑，导致破产。从负债端看，量化宽松下科创融资热，硅谷银行现金在前期大量流入负债端。2020年疫情后，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而实施长时间的量化宽松政策，基准利率降至0附近，引发美国科技企业融资热，科技创业公司手中充沛的现金存款存到了硅谷银行。2020年6月至2021年12月的一年半期间，SVB的存款由760亿美元上升到超过1900亿美元，增幅接近2倍。图2:硅谷银行存款增加情况（单位：亿美元）
三、历史与今天——硅谷银行爆雷与08年雷曼爆雷的对比
硅谷银行倒闭被认为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本文接下来将就硅谷银行倒闭事件与2008年金融危机中雷曼兄弟的破产进行对比，并对事件后续发展做出预测。3.1 爆雷原因对比（一）雷曼兄弟爆雷原因简析
雷曼兄弟在短期内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大环境来看，雷曼兄弟的发展历程与美国经济局势密切相关。上世纪90年代后，金融机构开始利用金融创新谋求利润。在利率低、房价上升的时期，银行将贷款人信用状况不好、没有合法收入和资产置于次要地位，大量发行次级 ABS、CDO、CDS 等产品。衍生工具在市场上的层层交易已经远远脱离了实体经济，评级机构也无法合理判断和评估其价值。一旦住房市场疲软，按揭贷款违约率就上升，导致抵押资产价格下跌，对冲基金难以满足银行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保险合约难以履行。由于投行在发行、承销的同时，为获得高额利润，自身也持有次级债券，并进行杠杆融资、投资 CDS，最终在危机爆发时遭受严重损失。
而从公司内部情况来看，雷曼兄弟的业务结构存在问题。业务多集中于固定收益证券交易，1998-2005年固定收益业务部分占其总收入的比例为40%，位居投行首位。雷曼兄弟也曾尝试多元化发展，但结构金融、私募基金和杠杆借贷等新型业务在次贷危机中受到重创，兼并收购、股票交易等其他业务不够完善，缺乏应急手段。同时，雷曼兄弟爆雷前杠杆率达到了近30倍，并持有大量不良资产。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特有模型依数理模型计算而来的定价忽略了现实中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多样性、突变性。同时，其采取鼓励员工持股的激励制度使职业经理人不断冒险以推高股价以获得高收益，公司的风险也不断累积。
由此，各种因素的叠加造就了2008年雷曼兄弟爆雷。
（二）雷曼兄弟与硅谷银行的对比
从上文可以更普遍的将雷曼兄弟爆雷看作历史条件下金融机构的普遍事件，而硅谷银行的爆雷虽然与宏观经济环境有关，更多的却是由于个体银行的经营风险。2008年金融危机事件的根源是金融机构普遍高杠杆和银行持有次级资产，即持有大量CDS/CDO等衍生品，其底层是次级房地产抵押贷款，随着房价下跌、资产价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同时抛售造成危机，2008年金融危机的普遍性是各大金融机构都持续的次级贷款，普遍是脆弱性来源是各类型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高杆杆，传导和扩散载体是普遍持有的过度包装与衍生的CDO、CD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硅谷银行此次事件的原因则为硅谷银行在存款结构单一、以及资产端配置能力较弱的“脆弱性”，被美联储大幅加息放大，最后导致“挤兑”以及最终破产。
3.2 事件影响对比雷曼兄弟破产后，市场恐慌造成次级资产市场价格下跌及资金市场利率大幅提升，以至形成恐慌-变卖资产-恐慌加剧-流动性缺失的“负反馈”，随之引爆2008年金融危机。2008年危机是以金融系统为“圆心”向外传导。2008年金融危机的策源地是各大金融机构都持有的次级贷款，脆弱性来源是各类型的大型金融机构的高杆杆，传导和扩散载体是过度包装与衍生的CDO、CDS等资产证券化产品，再加上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以及监管缺位，所形成的以两房、贝尔斯登、雷曼相继倒下为引爆点的“暴风骤雨”式的危机。
而此次硅谷银行传导链条则可以认为是风险传染度不高且可控。硅谷银行体量远小于雷曼兄弟，其当下1955亿美元的总负债规模远小于雷曼兄弟2008年一季度的7612亿美元。同时，硅谷银行负债端以存款为主，同业债务规模仅193亿美元，远低于雷曼兄弟的1296亿美元。硅谷银行属于商业银行，收入主要来自存贷款利息差，风险及影响范围比大型投资银行小得多。同时，硅谷银行底层资产——美债、MBS相对健康，底层资产抛售恐慌下的风险较小。并且美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升使得当下金融市场金融环境的相对稳定，加之美联储更为丰富的应对工具。因此出现系统性风险概率不大。
3.3 监管与金融体系稳健型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救助贝尔斯登（Bear Stearns）、 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c）、美国国际集团（AIG）、花旗（Citigroup）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等大型机构，美国政府动用了1.7万亿美元资金。随后为吸取教训，提高美国金融系统和经济的稳定性，防止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情况再次发生，2010年美国出台《多得-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设立有序清算基金（Orderly Liquidation Fund，OLF），授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作为破产接管人接管问题机构的资产、负债及运营，负责清算程序。如果破产机构属于经纪商或做市商，FDIC被指定为破产接管人的同时，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会被指定为托管人。
当前美国银行资本监管是《多德-弗兰克法案》与巴塞尔协议Ⅲ的结合，较2008年有着量与质的提升。
在数量上，首先，资本充足率要求提高，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由2%提高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提高到6%；增设储备资本不低于风险资产的2.5%，由核心一级资本满足：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新协议对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从2%提升至7%，一级资本充足率由4%至8.5%，资本充足率由 8%提升至10.5%。其次，杠杆率方面，美国国内要求高于巴赛尔协定Ⅲ，美国是使用杠杆率监管指标较早、时间较久的国家之一，1933年，监管当局即对银行资本监管要求资本调整后风险资产不低于1/6；1981年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制定了最低杠杆率标准：跨国银行的最低杠杆率逐家确定，地区性银行最低为5%，社区银行最低为6%，适用于国民银行、州会员银行和银行持股公司。
在质量方面，首先，《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大型银行在五年内将信托优先债券从一级资本中逐步剔除，巴赛尔协定Ⅲ对资本金的定义更严格，剔除了商誉、债务工具、贷款和应收款、股票、自用资产和投资性资产的未实现损益，尤其是商誉的剔除，较大力度做实了核心一级资本，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经历了多轮并购浪潮，并购过程中，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转化为资产负债表左侧的商誉溢价，这使美国银行业的无形资产平均占到总资产的2.52%(1997年-2010年均值)，占到净资产的25.99%，大型银行占比更高。其次，风险由信用风险扩大到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以及利率风险。最后，计量风险方法要求也有所提高，后续协议提出标准法与内部评级法，内评法又分为初级法和高级法，对于风险管理水平较低的银行，协议建议采用标准法计量风险，采用外部信评机构的评级结果来确定各项资产的信用风险；当银行内部风险管理系统和信息披露达到一定严格标准后，银行可采用内评法，内评法允许银行使用自己测算的风险要素计算法定资本要求，其中初级法仅允许银行测算与每个借款人相关的违约率，其他数值由监管部门提供，高级法则允许银行测算其他必须的数值，而美国核心银行于2009年开始实施高级法。
图8：美国银行商誉占比净资本/净资产情况
综上，美国金融监管在2008年至今，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有所提高。这也是此次硅谷银行爆雷并未引发更大危机的原因之一。
四、对我国的启示
4.1 中小型金融机构的角度本轮硅谷银行破产风波，警示我国中小型金融机构亟需加强防范风险。首先，要提升风险辨识能力，这方面可以借力金融科技。如网商银行已建立起获客、产品、风控及运营的全流程链条，提高服务小微及民企客户的收益风险比。其次，要保证资产规模及质量，就应当差异化定位。与大中型银行相比，区域性银行为地方客户提供的价值主要是差异化价值，将自身经营优势与地方特色结合起来，能够塑造业务壁垒。最后，完善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建立有效的内控机制。以常熟农商行为例，其引入交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交行通过派驻高管，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优势，带动常熟农商行逐步形成特色鲜明的小微业务体系，营收和利润稳健增长。4.2利率改革的角度利率方面，需要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打破刚性兑付。当前，国内储贷潜在风险与美国市场有几点相似之处。首先，存款利率受到限制，资本通过其他渠道寻求市场化利率，如信托产品；其次，互联网金融吸收了大量银行存款，与美国货币基金及LIBOR（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市场相似；第三，当前讨论的地方政府能否直接举债，与美国讨论储蓄与贷款机构能否扩大贷款权限存在相似之处。中国可以从美国市场寻求可借鉴的经验。参考80年代的储贷危机，当时联邦储贷保险公司破产，刚兑被打破，经营管理能力较差的中小金融机构出清，在大型银行主导的兼并浪潮下，美国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运行效率有很大提升。这会带来几方面的改观，一是金融机构集中程度提高；二是银行业务多样化，金融机构的专业能力和盈利能力提高；三是利好实体经济，提高资金利用率。打破刚兑后，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必然伴随着传统存贷业务竞争加剧以及银行投资限制的放开。银行不再单纯依靠存贷业务就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业务重心会逐渐转向附加值更高的中间业务。数据显示，1980年美国银行非利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仅8%左右，之后逐渐上升，截至2019年基本稳定在30%以上。对于投资者，商业银行原有的保本优势不复，且随着金融工具越加丰富，可供选择空间扩大，专业机构的优势得以突显。对实体经济来说，意味着进入各领域的资金与风险充分匹配，错配减少、风险更透明，金融能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同时，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资金供求关系也能够真实地反映到利率波动中，资金使用效率将大大提高。4.3 金融监管的角度我国近年来在金融监管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不论硅谷银行事件后续如何，中国相关金融从业人员与监管机构，应该考虑在中国出现类似事件的可能性及后期的处置措施。首先，硅谷银行破产是为美联储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付出“代价”，货币超发及政府债务证券化特别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通过政策调整发行货币不是问题，进行信贷创造也不是问题，但新增货币的去向以及使用才是问题。其次，政府不仅要对政策资金进行监管，必要时还需要为市场兜底、提供信心与保护，一旦风险有蔓延倾向，要及时进行干预，这也是历史上数次金融危机留下的教训。美国东部时间3月13日，拜登政府称所有硅谷银行的储户都会被偿付，同时表示会要求国会和银行业监管机构“加强对银行的监管规定”。可见，美国政府同样对金融运行进行干预，干预不是问题，干预的效果和结果才是关键。最后，对比中国实际情况，中国更应该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现在，中国“一行一局一会”新金融管理格局已构建完毕，未来，金融行业从业人员要与货币发行部门、金融监管部门更加紧密合作与配合，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守住不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中国经济社会更高质量发展贡献金融力量。参考文献
[1] 胡滨.(2020).从强化监管到放松管制的十年轮回——美国金融监管革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五期[2] 韩雅婷.(2020).以风险管理视角反思雷曼兄弟破产. 金融天地2020.22.002.[3] 从硅谷银行倒闭看美联储加息和金融市场逻辑变化[N].中国经济导报.2023年3月28日第006版[4] 中金证券.(2023).欧美银行业风险推演：基本框架[5] 中泰证券.(2023).硅谷银行与08年雷曼事件——金融行 业的三个维度看系统性风险[6] 中金证券.(2023).硅谷银行事件与潜在的流动性风险敞口[7] 梁斯.(2022).中国利率市场化三十年：回顾、问题及改革方向编辑：吉庆
审校：王志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