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建清
一位作家曾表示，他抄过一遍《红楼梦》。
《红楼梦》的各种新旧版本多了去了，这个作家也不是穷得买不起书，为什么要抄一遍呢？我想，大概是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巨制，“字字看来皆是血”，太博大精深了。喜欢《红楼梦》，光读几遍恐怕还不行，要融会贯通，学得精髓，求得学问，非抄一遍乃至几遍不可的。
其实，这一学风早就有了。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道顾炎武作《日知录》曰：顾从小受祖父之教：“著书不如钞书”，因此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也可说他“以钞书为著书”。顾炎武《钞书自序》云：“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如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
这里说的“钞书”，并非指印刷术尚未发明的上古时期，书只能靠抄在竹简上，也不是像鲁迅小说里说的“孔乙己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而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抄书是有道理的。不讳地说，今人看书，风风火火地读，普遍过于浮光掠影，如蜻蜓点水一般，不像古人之沉潜把玩。这是因为，如今需要看的东西远不止“四书五经”和“半部《论语》治天下”，要读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且没有充足的时间，只好随便翻翻。抄书则不然，容不得你一目十行。抄，逼着你一边抄书一边细嚼慢咽，既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资料准备，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提高写作技巧。只有学习古人抄书之法，才可以克服当今浮泛之风。如果想练习写字或总是提笔忘字，那么抄书就很变得很有益处了，至少可以做到练字、读书两不误，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实在是一举多得。
抄书到底有没有收效呢？光从理论上讲，恐怕还不能有说服力，也要看看实证。记得《楚辞文献丛刊》主编黄灵庚的《楚辞》研究之路，就是从抄书开始的。当时很多书是禁书，根本无处可借。或者，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那里看，或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归还。于是乎，无奈只能抄书。不管懂不懂，先把它原封不动地抄下来。1973年至1975年间，黄灵庚不仅抄写了《六臣文选〈楚辞〉注》《山带阁注楚辞》《楚辞集注》等20多种《楚辞》注本，而且还抄写《说文通训定声》《四声切韵表》《文心雕龙》……光阴荏苒，至1976年，黄灵庚已抄录自东汉王逸以来历朝历代的各种《楚辞》注本达47种，连现代郭沫若的《屈原研究》《屈原赋今译》、文怀沙的《屈原〈离骚〉〈九章〉今绎》、闻一多的《楚辞校补》、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陆侃如的《楚辞选》、姜亮夫的《屈原赋校注》、朱季海的《楚辞解诂》等也都一字不漏地抄了下来。
黄灵庚先生的这一抄书不止，效果如何呢？有煌煌著作为证：1981年始至1986年《楚辞校诂》的第一卷《离骚校诂》完成。1992年，完成了78万字的《离骚校诂》送交中州古籍出版社。此后，又纂写、出版了《楚辞异文辩证》《楚辞章句疏证》等5部著作，并在海内外重要刊物上先后发表百余篇论文。你看，学问是抄出来的，这是一点儿都不说谎的。
也许有人要说，现代人生活如此紧张，要看的书汗牛充栋，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哪里允许我们气定神闲地抄书呀。这话真是不假。正因如此，抄书必须十分讲究，要抄到点子上，不可乱抄一气。一是要找到有价值、有深度的经典作品来抄，重点在于琢磨文本的辞藻、句法、谋篇布局等；二是要找自己研究领域的书来抄，重要在于积累资料为日后研究之用；三是抄书要有毅力，必须持之以恒，坚持数年，才能成就学问。
明清时期，江南各地藏书风气大盛，士族对书籍的敬畏和抄藏图书渐成气候。明代常熟何大成有诗云：“抄书与游山，此乐可忘死”。你瞧，古人痴迷抄书已到了何种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