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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个习惯，那就是啥事都要分出好坏。即便是根本没有好坏，也要比较出好坏，然后选边儿站队，相互攻击、指责。
进入互联时代之后，这种对立有了虚拟的阵地，只要有一个事件出现，就表现出舆情汹涌的态势。好像事多大，其实没啥事。
最有意思的是这种分好坏、选边儿站的玩法还不管事件是否与自己有关，并且越是与自己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的事。越争得利害。
最后就完全脱离了利益本身和事件本身，只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对而呼嚎了。
中国人自古重义轻利，这才形成了中国人对八杆子打不着的事超关心，而对归结于自己利益的事却羞于启齿。这也算是一种美德。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分好坏呢？也就是非要分出对立的两面，做到泾渭分明呢？
其实这来自中国人文化审美所追求的一个特征，那就是对称美。
也就是有左就有右，有前就有后；天对地，阴对阳。山岗对河流，四面对八方。
这种习惯几乎到了强迫症的程度，因为古代文人学习的韵文讲究的首先就是形式美，音韵也是一种形式，也是对称，而表现在文字上就是对仗。这就产生了一个其他民族都没有的文体叫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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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这种表达形式是普及化的，它不专属于文化基层，更属于底层大众。
有这样一对，说是最简单的对联，但意义深刻，我在不少公号文章里都看过。
上联：色难
下联：容易
脸色对容颜，近义相对；难对易，反义相对。
色难出于《论语·为政》篇。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zhuàn]，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问：“怎么做才是孝呢？”
孔子说：“这事难在了儿女的脸色上。若遇有事，由年幼的操劳，有了酒食先让年老的吃这就是孝了吗？”
孔子的意思是，不是。最主要的是脸色要好看，那样做有可能儿女的脸色就不好看。其实孔子懂得这件事做起来挺难。
所以，色难一般都用在怎么孝心上。就是不能和老人耍脸子，心里不好受，也要装得“色不难”。
“色不难”就“容易”，容易就是脸变得快，针对不同情况用不同的脸色。一会儿阴转晴，一会儿晴转阴，本来是说这样变换“谈何容易？”可最后就成了“容易”。
也就是中国人的“变脸”，不但是一种表演艺术，也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哲学，成就了中国人性格多变的基因。
我不是想解释对副对子，是说中国人喜欢玩对子，对来对去往往就容易对立，慢慢就形成了非白即黑的是非观。
可以说，这种对立的思维方式深受中国古代骈文的影响，等于是刻意训练出来的。
不是有这样一个经典的考试嘛！
清华大学1932年的入学考试，国文试题由陈寅恪教授命题，他曾经出过一个三字的上联：“孙行者”，让考生对下联。说是著名语言学家周祖谟对得最好，对的是“胡适之”。
孙行者对胡适之，都是人名。一古一今、一武一文、一虚一实、一神一凡。这两个名人，可以说，又都是赴西天的取经人。这是意对。胡、孙，都是猴子的别名，是名词；行、适，都有走动的意思，是动词；者、之，都是文言虚词。这是文对。讲音韵：平仄仄，仄平平，是格律对。这副三字的对联，真是言简意赅、妙趣横生、对仗工整、自然天成。
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古就玩这样游戏，也可以叫思维训练，天长日久，我们的是非观也就对立成了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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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知道世上哪有那么多非黑即白、非善即恶的事啊，这是对世界的简单化处理。这种认知能大面积、长时间地被认可，反映的是中国人思想意识长期被压制之后养成的惰性。反正想也没啥用，学会站队就好了。
世界是复杂的，黑白、善恶也都是人定义的，没有真正的黑，也没有真正的白，既不可能有绝对的善，也没有彻底的恶。人世间多是灰色地带，我们基本上都在不善不恶之间徘徊。
大前天聊聊巴以冲突，我说了一个概念，哈马斯困局——其实是民族主义困局。
一旦走入这个困局就很难自拔，你只要说不玩了，别人就说你是汉奸，最后只能被迫玩下去。
也就是谁把民族主义的大旗扛起来，谁也就成了自己人的靶子，你稍微把旗举低点就有人要开枪打你。
老胡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他稍微说点人话，比如，他说不能为印度死人点赞，还是和沈逸以商讨的口吻说的，结果，一大堆人起来说他是“软蛋”，要“背叛”，搞得老胡出来打保票。
可要知道，老胡是这一群人的旗手，但他同样无法逃脱这个困局。
民族主义是双刃剑，能伤人，更能伤已。最后，大家都受害。
我想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哈马斯和以色列和我一点儿毛关系都没有，我更没有必要为他们任何一方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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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昨天跑出了一大堆人骂我，说有脑子有问题，说我观点有问题。
可以说，这是我的观点最正的一期，因为我的观点和官方是一致的。
一直以来，官方的态度是倾向巴方，避开以方。
因为承认以方等于承认了美国及西方的意识形态，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是巴方的坚定支持者，支持它独立建国。无论是在阿拉法特的法塔赫时期，还是现在的哈马斯时期，立场一致，这也是我们外交的原则。
要知道作为一个政党，哈马斯是2006年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击败巴民族解放运动组织法塔赫选上来的地区执政党，这个执政党我们官方是认可的。
不过，无论是法塔赫还是哈马斯，只要与以色列对抗，特别这种要消灭以色列的，都被美国、欧盟定义为了恐怖组织，但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定义。
对了，我还不能说“我们”。昨天就有人留言质问我“你说的我们，是谁授权你的呢？”，得说中国政府不认可美国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义。
就因为，我说哈马斯是定义的恐怖组织，一大帮人就不干了，问我哈马斯不是恐怖组织是啥？就说我观点有问题；说这块地就是以色列的，你凭啥说，以色列回来是不讲理？
我真不明白，哈马斯是不是恐怖组织，以色列回到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合不合理，与我们有啥关系，为什么那么激动？
这就反映了中国人非黑即白的是非观，非得比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然后站队。
二战后的恐怖活动是以色列的摩萨德开的头，阿拉伯人是和以色列学的。这次的冲突也是因为以色列总统里夫林犹太圣地哭墙发表演讲，以色列警察把阿克萨清真寺放穆斯林祈祷词大喇叭电缆给切断了，还在加沙地区搞强拆，一些巴勒斯坦家庭受到被驱逐的威胁，而引发了这次冲突。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以色列先进、文明，而巴勒斯坦的这组织那组织野蛮，这是因为我们也向往先进、文明。
但现在的以色列人，特别是以色列的历史学界，对本民族倒是有了很深刻的反思。以色列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在他的《虚构的犹太民族》和《虚构的以色列地》书中论述了，以色列的民族史是虚构的。说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祖居地只是一个传说，是《圣经》里的神话，是流浪犹太人的臆想，比中国的三皇五帝还不靠谱。
以我们的说法，这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一定要批臭。
以色列著名的专栏作家、中东问题专家阿里·沙维特在他的《我的应许之地》一书中，表达了现在的以色列人对回归中东建国正义性的反思。
流浪的犹太人回来了，这块地上的阿拉伯人不是去流浪了，就是进难民营了。但现在国已经建了，伤害已经造成了，也不能说以色列人再散伙去流浪吧，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和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
这就是文明的结果——对历史的反思，对他人的关注。
我们的叫法是巴以关系、巴以冲突，我们把谁放前面，就是倾向谁。
比如一直说朝韩关系、朝美关系。我们怎么不说，以巴关系、美韩、美朝关系呢？这是美国和台湾的叫法。
所以，中国政府不认可美国对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定义，小粉红们一定要学习啊！要不会骂反。
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啥和我们没关系，有可能我们一些人的生活还不如巴勒斯坦难民营里的难民，他们最起码不用一睁眼就想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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