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扬

1933年，北平发生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故宫盗宝案”，被称为民国第一疑案，很多国民党政要、学界名流牵涉其中，直到今天仍有争议。

这桩关乎故宫博物院所藏国宝命运的惊天大案，竟然是由一个凶悍的女人策划主导，实在令天下男人惶恐。

故宫博物院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此女并无“沉鱼落雁”之美貌，相反有些丑陋，长有两颗大龅牙，或许相由心生，她对丈夫表现出虐待狂，鞭抽、罚跪、训斥是家常便饭。殊不知，她的丈夫张继满腹经纶，年轻时出国留洋，与章太炎是结拜兄弟，他生得高大威猛，胆识过人，曾经单枪匹马保护黄兴，刺客枪下救过汪精卫。然而，这位号称”猛虎“的国民党元老，偏偏在悍妻面前是个软柿子。

那么，这女人到底有什么背景？为什么她会这么强悍？

民国初期，三名革命女杰之一

瞧瞧，这女人的名字就很强悍，叫崔震华。1886年，崔震华出生于河北省盐山县庆云镇一个官宦、文化世家。崔氏家族官运亨通，到了崔震华父辈，已经是十代为官。她祖父崔旸是清嘉庆举人，曾任甘肃安化知县；父亲崔光篪是庆云县一代硕学鸿儒，不但学问渊博，而且擅篆刻、工诗画，闻名一方。民国时期，崔氏族人均为地方名流。

在这样的家族背景下，崔震华虽为一介女流，依然像男人一样成长，为争取女权，她打破男人才有字的传统，给自己取字“皙云”。可惜她的字与她的性情、相貌风马牛不相及。

北洋女师范学堂师生

但她是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的第一届毕业生，也是女师毕业生中做官最高的。她深受新思想的熏陶，曾从事反清运动，1911年初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1月，和妹妹参加了北方著名的滦州起义。

当时，社会流传着三名革命女杰——江浙秋瑾、两广徐宗汉、燕赵崔震华。

“河东狮子”——民国三大“母老虎”之首

辛亥革命前，崔震华就开始与张继恋爱。张继是河北沧县人，比崔震华大4岁，原名溥，17岁赴日本留学，19岁时改名继。1905年张继在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并担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发行人与编辑人，为该报拟定六大宗旨。1908年张继赴法国留学，与李石曾、吴稚晖创办《新世纪》周刊，宣传无政府主义，并与崔震华保持书信联系，以暗语报平安，以文字表深情。1911 年武昌起义后，他回国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兼河北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

1912年8月，张继与崔震华在天津结婚。从此，夫妻俩都活跃在国民党高层的各种活动上。

1921年后，张继历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司法院副院长、中央监察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35年11月12日至22日，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张继

汪精卫、戴季陶、张继都是国民党元老，政治地位显赫，无人不知。巧合的是，三位都是于1912年结婚，都惧内，三位夫人陈璧君、钮有恒、崔震华并称为民国三大“母老虎”。其中，张继的悍妻崔震华更胜一筹。

为使丈夫按她的意愿行事，崔震华愈加显示出霸道、强悍的个性，在家说一不二，有很强的权力欲和控制欲，成为远近闻名的“河东狮子”、“民国第一悍妇”。张继没有一样敢自己做主，家事国事都要听她的。

家法训夫，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令人啼笑皆非的张继家事，还是被民间津津乐道。

有一次，好友造访张继，因为彼此关系很熟，便径直走到了内屋，竟然发现张继和几个子女环绕着跪在崔震华面前，崔震华拿着鞭子，一下接一下痛打张继。这位好友大开眼界之时，忍不住上前劝解，哪知挨打的张继却说：“请不要管，我太太是好人，让她打打出出气。”好友见夫妻俩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自己倒显得多事，只好掉头而去。

民国司法院院长居正与张继是老友，抗战期间，恰逢元旦，他到张继家里去贺年，走到在张府大门前，只见门口放着一个马桶，居正好生奇怪，仍走进去，发现张继跪在厅堂上，居正忙问缘由，张继连连摇手道：“这是我家里的事，请您不要过问。”居正顿时明白这是崔震华罚张继跪的。

可以这样说，张继畏惧崔震华的家法，尤甚于畏惧国法。

张继、崔震华与女儿

反对“容共”和“联俄抗日”，阻止丈夫签名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庆龄、何香凝同孙科、冯玉祥等十四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的提案。其实，1936年10月，宋庆龄、何香凝就开展了征集提案签名活动。为宣传联俄抗日，何香凝只身前往南京，举办救国画展，并为征集签名而活动。在何香凝的活动下，陆军一级上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加入了签名征集活动。

11月7日上午，冯玉祥拜访何香凝，谈联俄抗日之事，并陪同何香凝到张继家里，征求张继在提案上签名。在张家，冯玉祥看到何香凝与崔震华谈话时眼含热泪，知道崔震华反对，心中甚为难过。何香凝与冯玉祥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离开后，张继汇报签名之事，即被崔震华一顿臭骂。

冯玉祥

当天下午，冯玉祥刚回到寓所，张继灰溜溜地找上门，要求勾掉自己的签名。冯玉祥问他为什么出尔反尔，张继红着脸说：“我老婆不赞同孙夫人宋庆龄的主张，不让我签字，奈何？”然而，如此重要的提案签名哪能随意勾划更改？冯玉祥一时犯难，推说提案书已交给何香凝，第二天，冯玉祥找鹿钟麟商量了半天，认为不得罪张继夫妇的最好方法，只有请好友李烈钧向张继说明提案的重点。

李烈钧于1907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任讨袁总司令、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司令、江西都督、江西省主席、孙中山大元帅府总参谋长。在孙中山赴沪期间，李烈钧曾一度代行大元帅职务。李烈钧坚定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积极主张对日抗战，为了齐心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将五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并带病多次往返于南京、上海、张家口、庐山等地，但始终未能说动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李烈钧

1936年11月16日，冯玉祥来到李烈钧家，谈及提案书与张继签名之事，张继服从老婆崔震华，坚决要求勾掉名字。李烈钧看了提案书后，灵机一动，马上有了办法，他提笔蘸浓墨在张继签名处签上了自己的姓名，恰好将张继二字完全盖住，光明磊落地解决了这一尴尬局面，并让冯玉祥打电话告诉张继，双方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有人曾调侃高大威猛的张继，说：“你像猛虎一样，连子弹都不怕，为什么怕老婆呢？”张继解释道：“老婆是狮子，老虎再厉害，能不怕么？再说，天下男人怕老婆，唯独我老婆不怕我。”

看来，张继怕老婆倒成了一种享受。崔振华何止对于张继的工作处处染指，甚至为权力之争，直接策划导演了“故宫盗宝案”。

民国时期的故宫

为除政敌，策划主导震惊中外的“故宫盗宝案”

1933年1月，日寇占领了山海关，北平告急。故宫博物院高层敦促国民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转移，以免落入日寇之手。

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李石曾（李煜瀛）为临时董事兼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1926年“3·18惨案”爆发后，李石曾、易培基受到段祺瑞政府通缉，被迫离开北京。1927年9月，张作霖所控制的政府宣布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强行接管故宫博物院。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收了故宫博物院。10月5日颁布了《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条例》，规定故宫博物院直隶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任命理事27人，复由理事会推举理事10人。李石曾任理事长，易培基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张继内定为副院长兼文献馆馆长，庄蕴宽任图书馆馆长。

故宫博物院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元老，易培基早年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是毛泽东的老师和重要提携人。

易培基

南京政府的人事安排公布时，院长易培基因病没有到任。按常规应该由副院长张继来主持工作，但易培基不同意。而是让自己的女婿、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为秘书长，主管办理故宫博物院日常事务。事后易培基解释道：“溥泉神经，又要听神经太太的支配，不能让他当家。那是石曾的意思。”为此张继很不愉快，与易培基产生了芥蒂，尤其是崔震华不甘心担任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主任的丈夫屈居在易培基之下。

围绕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张继又输给了易培基，更加恼火。当时故宫博物院的决策层主要分为三派，以张继为首的人主张文物搬迁到西安，称之为“西迁派”；以易培基为首的人主张文物南迁到上海，被称为“南迁派”；以古物陈列所所长周肇祥为首的人坚决反对故宫文物搬迁，被称为“反迁派”。最后，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力排众议，决定将故宫文物全部迁往上海租界。由于这次赴南京请示的是李宗侗，于是张继怀疑是李宗侗搞的鬼。

集聚在午门前预备迁往上海的故宫文物

经南京政府批准，1933年2月至5月，在易培基的监督和主持之下，故宫博物院数十万件珍贵文物分5批（计1.3万多箱）运往上海，张学良亲自率兵负责安保，当第5批文物即将运出的时候，最高法院检察署署长郑烈从南京派检察官朱树声带着一干人等突然来到故宫博物院，查封了会计科并要求审查。

张继时任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副院长，郑烈是由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原来这是张继的老婆崔震华指使郑烈多方串联、贿买人证，控告易培基、李宗侗主使伪造文书、浮报贪污、私占故宫宝物。消息传出，举国哗然，蒋介石为平众怒，下令追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也派了外交次长唐有壬来北平，调查故宫盗宝案。北平地方法院传讯易、李等人，拟将易、李以盗宝嫌疑犯拘捕。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将易、李放回，但依旧追查他们“倒卖”案，而这一查就是三年。

故宫文物迁移上海途中

1933年10月，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署提出检控易、李涉嫌违法舞弊。与此同时，南京、北平等各报刊出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反诉崔震华、郑烈联合舞弊的呈文。该文长达5000余字，详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列举证据说明崔郑勾结陷害自己的行为，报纸同时刊印出旁证材料的两帧照片，请求郑烈回避关于此案的一切审理过程。

但是，易培基的反诉没有得到反应，相反，时隔不到一周，“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奉令去职”的消息已见诸报端。原古物馆馆长马衡代理院长，李石曾也去职准备出洋考察。

工作人员清点文物

易培基含恨离世，张继乐极生悲

对于崔、郑的诬陷，易培基精神受到强烈的打击，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不久就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已经无法行走。而起诉必须在1934年2月3日出庭，他聘请了北平著名律师刘崇佑作辩护人，代替他出庭。

果然，江宁地方法院在易培基因病缺席的情况之下判易培基“监守自盗”罪，易培基得知后，心情更加郁闷，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但张继夫妇并未就此止步，1934年10月，他们又操纵南京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对易、李等9人提起公诉。诉状指控易培基自1929年起，“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己有……”

这时易培基在北平、南京、上海的住所全都被查封，财物被没收，却一件赃物也没搜出。张继夫妇便散布出谣言，说易培基盗取的国宝已被他手下得力干将萧子升运出国外，结果身居法国的萧子升有口难辩，有家难回，他北京的住所也被没收。而派出海外负责调查的人员盛成，正是崔震华推荐的，可以说她是“故宫盗宝案”始末的幕后操纵者。

萧子升

据《盛成回忆录》记载，故宫盗宝案中失踪的书画宝物，就是由萧子升在国外负责看管，并得到蒋介石的授意，目的是“筹备军费，准备用卖宝物的钱来抗战。”

已经病入膏肓的易培基连诉讼费也拿不出，孤独凄苦，心中积愤无处宣泄。1937年9月22日，易培基在上海含恨离世，享年57岁。他在临终前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转交国民党当局遗呈：“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垂死之言，伏乞鉴察！”

可是这个时候正是淞沪会战打得最焦灼、最惨烈的时候，蒋介石根本无暇管这事。毛泽东在延安得知易培基去世的消息后，极为悲痛，后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多次提到易培基，说老师是一个好人。

淞沪会战

但张继夫妇并不罢休，指使南京最高法院派出检察官对故宫文物进行查验，要查验的依据就是故宫无假物，一旦发现赝品那就是易培基以假换真的证据。检察官哪识故宫藏品的真假？就专门请了 一个著名书画家对故宫收藏的书画进行重新查验，果真查出了很多赝品，这些赝品就成了易培基盗取故宫文物的证据。可是易培基已经死了，此案就无法继续审理了。

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幸存的有关当事人以为有机会重审这个案子了，不料闻知本案的卷宗竟然丢失一空，法院当初认为有盗换嫌疑而封存的古物也不见了。

1948年6月，崔震华任国民政府临时议会主席

崔震华帮丈夫排除政敌后，她也飞黄腾达。1945年5月，她被选任为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11月，她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同年任北平惠童职业学校董事长。1947年1月，崔震华增补为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7月被选任为党团合并后的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同年筹设宏仁产科学校及宏仁产科医院。

1947年冬天，国民党一面发动内战，一面召开伪国大，选举国大代表。张继夫妇四处奔走占得一席之位，却不料张继突发心脏病去世，是不是乐极生悲？或被老婆的家法吓出病来？就不知道了，他应该还是高兴死的，因为比易培基多活了10年。

结局

张继一死，失去靠山的崔震华立刻意识到，“故宫盗宝案”若再追究下去，结局将对她不利。于是又串通法院搞了个赦免来掩盖她过去散布的一切不实之辞，耸人听闻的”故宫盗宝案”就这样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

1949年崔震华逃到台湾后，一直任“监察院”监察委员，她孤独生活了20多年，1971年在台北病逝。

故宫博物院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故宫博物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下令复审此案，经对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终于使这场冤案真相大白，蒙冤而死的易培基得以平反昭雪，而身在海外的萧子升的“卖宝罪”也随之解脱，他在北京的旧居发还了，但他始终未回国。

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和赞赏，更多精彩请回顾：

北平解放，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毛泽东：部队必须通过东交民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