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爱民，男，山西省洪洞县辛村乡人，山西师范大学毕业，山西省作协会员。先后在《山西文学》《山西作家》《燕赵文学》《草原文学》《娘子关》《读者文摘》《诗歌报》《晋南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一百余篇，两度获市作协优秀奖，出版散文集《东边井》、长篇小说《大槐树移民记事》等。
恰乎儿他就是我爸
董爱民
锁儿恰乎儿就是我的爸。
恰乎儿，是我们晋南一带的方言，意思指差一点儿。包含有后怕、不希望发生、既成事实将有严重后果发生等含意在里边。而这些惊悚心灵振颤的因子，普通话“差一点儿”中又基本没有蕴蓄。
是多舛的命运把我与锁儿尴尬地勾联了起来。
那是一段国人心灵滴血的岁月。整整一冬不见一点雨雪，干燥凛冽的疾风摇撼着屋前那棵半枯的石榴树，也拉扯着父亲袖口露出棉絮的沾着泥土的黑棉袄。他端着搪瓷面盆在院门口立着。天麻麻亮，全队的社员就投入了村西“万亩丰产方”的平田整地。父亲逃过荒、当过兵，庄稼地里的活儿算是平常的事儿。眼下犯愁的是一家七张嘴填肚子的事儿。刚才，他排队，打了半盆玉米糊糊，像其他社员一样，还在等匀那一点点糊糊底子。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多领了半勺。他叹了口气，这位绰号“铁人”的庄稼汉鼻子竟然酸酸的。他准是联想到同庚同辈的麻子顺娃。前日收罢工，顺娃撂下锄头准备端盆去集体食堂打饭，两个儿子见到父亲一个劲儿的喊“饿”。自己已前心贴后心，打回半盆饭还不够一人吃的，全家五六张嘴喝西北风不成？性子刚烈的顺娃，索性一头扎进自家的水瓮里去寻求解脱。（当时规定：|至2岁的口粮标准是每月3斤，3至5岁9斤，6至7岁11斤，8至11岁16斤，12岁以上的大人，轻体力劳动者18斤，一般的20斤，重体力劳动者23斤。这一年，我大哥国喜20岁，二哥国祥10岁，三哥保国3岁，大姐兰兰12岁，二姐8岁。）父亲迈着浮肿的双腿蹭到了我家“二房一窑”的房门前。这时，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啼哭。这个“多余”的婴儿就是我。
根本没有任何自然界的陪衬和背景，我竟然无脸无皮地撞进这个家。
完全可以想见，瞥一眼襁褓中那个将跟自己争食的红囊囊的“内蛋子”，哥哥姐姐们的心里，汹涌着几多的怨恨和愤懑！“英雄妈妈”你理应受到天谴，你为何不生出些“小麦玉米”，土豆，红薯也行啊，偏要生出一张嘴来呢！现在想来，假若那时我是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我一准会把我自己掐死的。
“英雄妈妈”生不出粮食来，生点子拿主意却是高手，她召集全家开了个扩大会议一一我奶奶年老耳背，老是打岔，算是例席一一她作了个有关“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口头报告。她高瞻远瞩地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别人能度过去，咱家一定能度过去。接着她宣布了一条纪律，谁也不准说食堂不好。为了让孩子们牢记这一条，她还让孩子们把学校里老师编的“食堂好，食堂好，有了食堂吃得饱，你说食堂饭不好，我说天天过大年”的顺口溜全都记住。碰到村干部，尤其是公社干部都要大声背一遍，我父亲是个实诚死脑筋的人，脖子一扭，反驳：睁着眼睛说瞎话！母亲瞪眼说，你想挨批，你想进学习班？你想去你去，我的孩子们可不想去，最后母亲在父亲的嘀咕声中，宣布了两条“生产自救”计划：一是发挥人多手稠的优势，深入田间地头寻找觅食门路。比如拾麦穗，拣玉米，剥树皮，捋榆钱，挖蒲根等措施，只要不是偷，啥吃的东西都可以弄回来。二是安插新生儿到富裕人家做“卧底”，有朝一日里应外合，他家的粮就成了咱家箅子上的馍馍了。
第二条措施的落实，使我与锁儿有了交集。
这时的锁儿已三十出头。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与同村人去县城火车站偷日本人的大米。在逃跑途中，被日本人的撂枪击中脑壳儿，死在了汾河滩。是锁儿的亲叔叔（我的养父），背回村里埋葬的。那半个脑壳儿实在找不见了，只好塞一团棉花，造了半个头。父亲死了，锁儿母亲下地干活，为了安全起见，便拴条绳子，把他拴在窗棂上。入学时，母亲抚今思昔，就给他起了个锁儿的名字。当兵时，他又给自己起了“学文”的名字，村里人觉着他的职业与“文”联系不起来，就还叫锁儿。他十七八岁参军，在炊事班学会了厨艺，转业后到一所中学一一我的母校当厨师。在农村，想他这个岁数还没生育，就不能不着急了，于是，受母亲的“指派”，我就成了锁儿的养子。
也许是物质的匮乏导致了母爱的缺失，也许是没有生育过孩子“业务不熟”一一半个月后，墩厚的二姐牵挂着我，就去悄悄探望我，回家以后她抽噎着，向我母亲报告了一个她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咱娃胳肢窝里全烂了，眼睛也不睁了，哭的时候像个猫叫，怕是快死了……母亲命令我大姐二姐：去把娃抱回来，要死，就死在一起！
母亲的计谋泡汤了一一派出去的卧底又退回了自己的“窝”。父亲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叹息：狗来世上，头上还顶三分粮哩！这娃连狗都不如？
然而，母亲是个“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的人，十个月后，他又把我“派”了出去。真正是人生如戏啊：这次去的人家竟是锁儿的亲叔叔家一一也就是我现在的董家一一于锁儿爸是一母同胞，过继给了村东边的同族。哈哈，一来二去，我由锁儿的儿子，摇身一变竟与锁儿平起平坐，成了同辈兄弟！老天爷，人生真是瞬息万变呀！
从此，我与锁儿以兄弟相称，父子未遂那段“轶事”直到我长大才听人风言风语说起。
我家住村东，锁儿住村西，加上他在外当厨师，平素见面并不多；他的衣着油渍渍的，身上老是挂着厨师的幌子：嘴碎，见人就搭讪，拉呱起来刹不住车。在我的印象中他与其他邻居一样，自扫门前雪，没有对我家这个近族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亲近。我养母时不时地在背后抱怨：亲咯啵啵的侄儿，逢年过节连个照面也不打，良心让狗掏了。
十几年后，我发现锁儿的良心没有让狗掏走，或者说没有掏尽。
我十八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离考试还有五十八天的时候，村支书才勉强准许我这个民办教师去母校“脱产”复习。我上高中的当儿，正值贯彻“五七”指示，学校大搞“开门办学”。两年中，先后三次赴东西两山植树，参加东风渠修建工程，为修洪三公路拣石子，占用了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时间，教学任务哪能完成？有些课程的教材从没打开过，记得化学毕业考试的题是一人写一个化学分子式。在这种背景下要参加高考，名师的指导和专注的系统补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对农家子弟来说，这样的条件有几人能达到？当时，我母校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三十来名应届生身上，诸如我之类的“社会青年”，一概拒之门外。我曾经去母校偷听了一节课，但中途被眼尖的姓辛的地理老师发现了，他问明我的身份，坚决地将我轰出了教室。所幸，这年的五月份我们地区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原来上学时的班主任宋博林老师，动员我走进了考场。我考了245分，远远超过了应届“种子选手”。巡视员陈国民老师爱才若渴，将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农家子弟再三举荐，使我得到了正规补习的机遇。
这是我挑战心理极限的“黑色”时段。背着行李，在母校大门口，我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村支书那张疲惫的脸。临行前，村支书从缕缕烟圈中投过一瞥冷漠而轻蔑的目光，幽幽地说：咱把丑话撂到前头，考中了是侄儿你的造化；考不中呢，民办教师的位置总不能给你留着啦！这话像烧红的烙铁烙在养母敏感的心上。她既担心儿子考中学校远走高飞，老无所依，又忧虑儿子考不上，失去民办教师的差事，惹人耻笑。不过，母爱的无私很快战胜了一切的杂念和迟疑。她坚信，他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孝顺最优秀的孩子，中国能考一个，那准是她儿子！她臂挎篮子，迈动患有老年性关节炎的腿，步行六七里，每一周给儿子送一次干粮。送罢干粮，她还不急于返回，而是悄悄地坐在校门外那棵大杨树下，呆坐着，直到天黑才走。仿佛有她作伴，儿子身上就多了一份力量和智慧！
同时，“魔鬼生存”考验也在同步进行。
当时农村的亲戚故旧相遇，相互打招呼最常用的用语是，今年能“接”上吗？“接”是指新粮接旧粮。这个“接”字分量很重，能接上说明日子就可度过去，“接”不上就意味着全家人饿肚子。因为“接”不上，不知有多少家庭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们出村求学，吃饭就成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条件好一些的，就背上粮食往学校灶上一交，到时候领票吃饭；家里“接”不上的，没粮可交，孩子只好自带干粮，饥一顿饱一顿，熬一日算一日；连干粮也带不上的孩子，只得放弃升学的机会。我复读的当儿，村里正酝酿实行责任制，旧的体制还在运行，大多数家庭还是“劳动一季子，只能吃一篦子”。
我复读的头一天去打开水的时候，就碰见了锁儿。这个时段，他已由厨师贬为烧开水的后勤人员。事务长说锁儿是“两把刀”。手是一把刀：凡经锁儿之手，不论什么东西都要折分量；嘴是一把刀，学生在碗里吃出了老鼠、苍蝇。锁儿申辩说，老鼠苍蝇又不是我下（生）的，你不采购回来，我这两条摇摇晃晃的腿，还能撵上老鼠苍蝇？有一次，事务长吃饭时，在给学生熬开水的锅里，涮了一下筷子，被锁儿觑见了，锁儿就到处说，事务长在锅里洗澡哩，学生喝的都是洗澡水。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只能带干粮，实际上，带干粮的同学占到了绝大多数，所以，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大伙儿不是比饭的好劣，而是比谁的咸菜好。吃干粮就咸菜也还罢了，酷暑天气，用不了三天，干粮就变味儿了，掰开一看，拉出了长长的白丝儿，再一天就长出了黑毛。我们知道，家里人的肚子还是瘪瘪的呢！所以干粮拉了丝儿，长了黑毛，我们舍不得、也不敢扔掉。
受宋博林老师关照，我与另一位社会青年（也是我的亲戚），占用了一间废弃的教室。一天晚上，那截悬挂在柳树上的铁轨敲过不久，锁儿推开我们的门进来了。他是肩上挑着两只水桶进来的。进来后，撂下担子，转身关上门，神秘兮兮的示意我们不要说话，然后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只桶，用手指了指桶。我们一瞅，只见两只空桶中各放着一个大号碗，碗中是满满的一碗面条。锁儿盘腿坐在草席上，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骨头烟锅，一双浑浊的眸子，透过淡灰色的烟雾，乜斜着欣赏我俩狼吞虎咽地扒拉香喷喷的面条。吞下那碗面条，我疑惑地问他，不是大师傅，哪来的面条？他诡秘地眯缝着眼睛解释：鸡儿不尿尿，自有盘盘道……在那样的饥饿状态下，我无法、也无心想搞清楚他的“道”是什么，只是享受着他一周一次或两次，借挑水之名悄悄给我俩“担”来的那碗面条。三十多年后，与我一起分享面条的同学，当上了一家大国企的老总，几次碰面，他都提念到锁儿，并托我给他捎了一件T恤衫。
那一年9月23日，是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日子，我知道了自己328分的考试成绩。经宋博林老师的建议，在报考志愿栏里填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我在自家的小院那个绒线树下，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牛皮纸的挂号信——我成了我村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第二次吃锁儿做的饭已是五六年后的事儿了。
我结婚时锁儿掌勺做席。婚礼前，在聘请掌勺大师傅时，母亲说，锁儿不是个好东西，不用他。父亲不以为然：他敢耍杈弄棒，我把他的脑子喝了！在重大家务上，都是母亲说了算，唯独这次依了父亲。大概母亲考虑锁儿是亲侄儿，“曹操奸，不奸于咱”；再说，侄儿是职业厨师，自家有事不用他，旁人也会说闲话的。于是就聘锁儿掌勺。村里人很少有人用锁儿掌勺，这次在我家排上了用场，格外上心。正因为用心过专，炒得菜不是重复放盐过咸，就是跟旁观的邻居斗嘴显摆厨艺，忘了放盐淡了；有一道菜，故意让炒瓢里冒起了一米高的火苗，引得观众“哇”地叫起好儿来，结果把他自己的眉毛也烧了。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锁儿就叫开了我家的门，他把自带的炒瓢、勺子、厨刀往炉台上一搁，又从胸前半旧的白护裙里掏出一块猪肉，放在案板上，边切肉边絮絮叨叨地说：在外上班的人，难免有来补礼的外客，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厨房给你们招呼招呼吧！母亲作为长辈，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训驳锁儿：现在见他带来了块肉，毫不客气地揭露他：你这贼，紧看慢看，还是让你这响马把肉盗了。锁儿嘿嘿地笑着嘟囔：说到哪儿去了，我不要不要，总管硬给我塞上了，我这不是又拿来了吗……我知道锁儿是个好虚荣爱听奉承话的人，见他主动来帮忙，我多少有些感动，就顺着他的意说：锁儿哥，你的刀功真好。锁儿更加自得的答：那还用说？一会儿你再看看哥炒菜的路数。见有了观众，锁儿手中的刀，似乎切到案板上的声响更大，节奏更强；待架上炒瓢后，他竟作起了我的师傅，手把手地指导我倒油、放花椒大料、翻瓢；一边纠正我的错误，一边还给我指明人生的道路：艺不压人，学门手艺永远不吃亏，尤其是别看不起厨师，人人都得吃饭，顿顿都得吃饭，听哥一句话，什么不会都行，唯独这做饭的手艺不会可不行。
之后，我举家搬到县城，算来大概总有五六年光景，我都没见过锁儿了。
这期间，听村里的人零零星星地说，锁儿让二儿子顶替接了班，他给一家机关单位看门。又说，他信了佛，经常跑庙，跑庙还跑出了好事一一混了个寡妇婆娘。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顾不暇，把锁儿的音讯听过也就撂一边儿了，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大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这个所谓的“头面人物”，回村做锁儿的思想工作，我才重新见到他。
锁儿的大儿子叫牛娃。对没让自己顶替接班，牛娃不能不说没意见，但这次却是为另外的事生气。牛娃一边给我沏大叶茶，一边抱怨：我妈死了几十年了，你搭挂个女人咱不反对，你搭挂要搭挂个合适的，这是个啥女人？人家的条件是三个：一，一日抽一包红河烟；二，一日一壶大叶茶。这些都无所谓，就你那几个退休金，日塌完了算了。叔叔你听听这三条是什么？不做饭！呸！天底下哪有不做饭的女人？你找个女人是让伺候你，还是当菩萨敬着？牛娃越诉说越激愤，到最后手指头几乎要戳到他父亲的脑袋上了。锁儿蹲在脚底上，吧嗒吧嗒地抽着水烟，像说相声的捧哏，一阵儿咕噜一句，激得儿子更加气恼。我和稀泥说：找个老伴儿是好事儿，但女人不做饭不合常理。锁儿吐一口烟嘟嚷：咱一辈子就是做饭的咯。牛娃跳起来咆哮：做了一辈子饭还不腻？要不腻，那你从明日开始就给你的几个孙子做饭。锁儿说，那不一样咯。牛娃气愤地说：孙子还不如一个野婆娘？锁儿反驳道：咋能说是野婆娘？我们就快领结婚证了。牛娃乜了他一脖子：一辈子没见过女人！
我的工作失败了，锁儿在儿子的强烈反对中，还是把那个“菩萨”请回了家。据说，那“菩萨”每日清早趴在被窝里，抽一支烟，喝三碗酽酽的大叶茶，再吃完锁儿摆来的一碗带荷包蛋的汤面，才伸个懒腰起床。邻居们问锁儿：那婆娘哪儿好？锁儿眯缝眼答：蛇钻窟窿蛇知道！
过了一年半左右，牛娃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牛娃这次更加怒不可遏。
牛娃媳妇是个绵善人，她和颜悦色地给我介绍了事情的原委：前半年，锁儿的老伴突然脑溢血跌倒在地。她儿子得到消息后，就将他母亲拉回去了。两三个月后，老伴病情有了好转，可以下地走动了，锁儿就偷偷将她拉了回来。她儿子觉得不妥，又将母亲拉回去了。谁也想不到，老伴儿前脚走了，锁儿后脚就跟去了。有天夜里，老伴感冒发烧，锁儿打着手电去村卫生所买药，不小心跌下了土崖，左脚摔得骨折。今日刚拆了石膏，锁儿雇了个三轮车，又要去探望老伴，被儿子挡住了。
我劝说：等恢复上一段再去不迟。
锁儿腿在地上做着示范，说：这不全好了吗？都一百天啦，婆婆子还不知是死是活哩，再等，黄花菜也凉了。牛娃撇着嘴发狠说：这回去，另一条腿也保不住了！锁儿斜了儿子一眼回敬：要有三条腿的话，我也愿意让折，不关旁人啥事！
再争执下去说不准矛盾就会升级，于是我提出了个折中的办法：我用车拉着锁儿去探望老伴，再用车把他拉回来。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
“菩萨”家是个山区，沟沟洼洼不知转了多少弯才看见她家位于半山腰的院子。
瞅见锁儿掀门帘进来，坐在老式圈椅上的“菩萨”边抹眼泪边呜哩哇啦的嘟噜。锁儿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又是抹锅台，又是扫地。忙这些活儿的时侯，他还将“菩萨”的呜哩哇啦翻译给我：她说，儿子、儿媳都到工棚里摘菜去了，一会就回来了；还说，感谢你来看她。忙完手头的家务，锁儿又将“菩萨”搀扶到炕上头朝外躺下，端来一盆水，给她洗起头发来。他洗的还挺专业，双手挖洗即轻柔又富有节奏。洗完，他又将“菩萨”扶起用一块干毛巾给她搓拭头发。见他忙于擦头发，我就端起脸盆想帮忙把水倒了，不承想，我刚弯腰端盆锁儿就制止了我。过了几分钟，我才明白，他要用这盆水给“菩萨”洗脚呢！
我们刚出门就碰见“菩萨”的儿子开着三轮车回来了。这小伙子很忠厚热情，他强行把我的车钥匙拔了，诚心留我们吃饭。于是，我们就被“扣”留吃了顿山里人用心做的饭。
我要开车不能喝酒。锁儿似乎动了感情，主人倒多少喝多少，我紧劝慢劝，两瓶酒还是被这特殊的父子俩干掉了。
一路上，锁儿嘴里喷着浓重的酒气，反复嘟喃一句话：做人不能给人留下亏欠……我撩逗他：你对她一个搭班子的女人有什么亏欠？锁儿打一个嗝，怨嗔地翻我一眼：你这娃，你也是成了家的人了，男人，男人对女人的亏欠多会儿能还了？咹？说着，锁儿竟瓮声瓮气地哽咽起来。
最后一次见到锁儿，他已躺在棺材里了。
牛娃给我报丧：叔，你回来，我爸死毬啦！
封口时，我最后瞅了锁儿一眼：他很安详。
送完殡告辞时，牛娃叫住了我。他转身去了一趟角窑里，回来时，手里提溜着炒瓢、勺子和厨刀。他对我说：“人家”咽声的时候有话说，把这几件子东西送给你；“人家”说，一辈子谁的也不欠，就欠你一口饭；这是做饭的家具，自个给自个学着做吧……
我搬了许多次家，旧物件扔了不少，唯独这三件东西我始终珍藏着。
